民营幼儿园生存困境艰辛和无奈

Mr志

2011年11月27日，在第五次全国妇女儿童工作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强调，要预防和避免儿童各种意外伤害，特别要加强校园治安、消防安全和校车交通安全工作。温家宝说：“近来，一些地方连续出现令人痛心疾首的重大校车安全事故。这件事情提起来，我心里也很不安。校车安全必须引起各地、各部门的高度重视。国务院已经责成有关部门迅速制订《校车安全条例》。我要求法制办在一个月内制订出《校车安全条例》，也就是说，把校车安全问题真正纳入法制的轨道。这样才能引起人们的重视，并且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温家宝强调，要抓紧完善校车标准，做好校车设计、生产、改造、配备等工作，并建立相应管理制度。做好校车工作所需资金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担，多方筹集。校车工作所需资金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担，多方筹集。解决校车问题迫在眉睫，但只有了解当前民营幼儿园的生存困境，才能有效地解决根本问题。

农民创业

11月16日，甘肃省正宁县榆林子镇的小博士幼儿园老板李军纲和妻子高宏霞起了个大早，赶到“小博士”的分院——乐乐幼儿园，他们想趁着孩子到来之前，把暖炉安装好。“天气冷了，不能把娃娃冻着。”此前的一晚，他们刚刚把小博士幼儿园校舍的暖炉装好。

上午9时许，幼儿园的一辆校车在该镇马槽沟砖厂对面，和一辆大货车迎头相撞。42岁的李军纲出生于农民家庭，兄弟4个。为了照顾其兄弟读书，他读到初二时便辍学外出打工，以补贴家用。2004年，在外漂泊多年以后，他决定回家办一所幼儿园。此时的李军纲已是3个孩子的父亲，最小的儿子仅仅两岁。

高宏霞说，之所以有回家办幼儿园的念头，一是把孩子带在外面打工极其不容易照顾，二是在外面的城市里，看到的幼儿园非常好，而家乡那么大，却只有一所幼儿园，且设备极其不好。当年2月，凭着借来的8万块钱，李军纲在榆林子镇西街盖起了5间平房，请了4名老师，在没有任何证件和手续的情况下，办起了一所民办幼儿园，并取了好听的名字：小博士。

创业当然是艰难的——“环境最差的，围墙都是土堆堆几个墩，用木板隔起来的，如果下雨，在里面就没办法走路。”高宏霞甩手抹掉眼泪说，“当时有3万块钱的贷款达到了5分钱的利息。”尽管如此，小博士幼儿园在开园第一学期还是招到了58名学生。“每个孩子的学费是一学期168块钱。”高宏霞说，老师的工资则仅仅150块钱一个月。

在这些孩子当中，偏远乡村的比较多，“最远的村庄有30里路”。为此，李军纲还花了几千块钱，买了一辆二手长安面的，改装之后，作为校车接送孩子上下学。由于资金匮乏，李军纲自己担当校车司机，高宏霞跟车照顾孩子。高宏霞记得，开园第一学期，为了送偏远的孩子回家，她不得不把自己3岁的大儿子锁在家中。当她回到家时，孩子已经躺在地上睡着了，但脸上的泪痕仍清晰可见。“我一把就抱起孩子，埋在胸前哭。”

让他们受打击的是，开学不久，小博士幼儿园即被榆林子镇政府查封，理由是，镇上只允许有一所幼儿园，而当时已有一所民办的乐乐幼儿园。在乐乐幼儿园之前，镇上曾有一所榆林子镇公办的中心幼儿园。“乐乐”幼儿园原老板路玲说，当时政府在公办幼儿园的投入不足，导致生源不断流入她所办的幼儿园。

在经营不善的情况下，政府派人找到路玲，希望她接手这所公办的幼儿园。而在很多家长看来，由于民营的乐乐幼儿园有校车能每天接送孩子，直接挤垮了镇上的公办幼儿园。于是，在小博士幼儿园之前，乐乐幼儿园在一段时间之内，成了正宁县榆林子镇唯一的幼儿园。

幼儿园的生意

面对政府查封的困境，高宏霞想到了放弃，她劝导丈夫：不办了，还是和原来一样出去打工。但李军纲却不服气：“别人允许办，为什么就不允许我们办。”高宏霞说，李军纲赌气一定要办起来让大家看看。令高宏霞没想到的是，政府不买他们的账，乡村众多孩子的家长却愿意把孩子托付给他们。由于众多的孩子无法分流，查封一事不了了之。到了第二个学期，小博士幼儿园学生已增至78个。

学生的增加，让李军纲不得不扩张校舍。次年，他又在原址旁边盖起5间平房。另外，他还增加了两名老师，购置了一辆二手昌河面的做校车。“别人开了好多年的，我们不求好看，只要能用就好了。”高宏霞说。用来建校舍的钱，除了上一学期的学费之外，李军纲还向银行贷了一万多。“不管人力、物力、财力都是比较困难的。”看到幼儿园的生意好做，到了2005年，整个榆林子镇一下开了4家幼儿园，距离镇上不远的4个大自然村也都各开了一家。

但这并没有给小博士幼儿园造成生源上的流失，反而给了其再次扩张的机会。“各个村幼儿园都是自家腾出几个房间，买些书桌。”石家村村民石依萍说，把孩子送过去后，基本上都是把门一关，任由孩子自己玩。在“富不读书富不长久，穷不读书穷根难除”的思想下，家长都不想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尽管镇上幼儿园距离村子较远，学费也贵一百多块钱，但家长还是愿意把孩子送到相对而言更靠谱点的小博士幼儿园。

还有一个让“小博士”能扩张的原因是，幼儿园靠学生的学费维持，相当困难。今年8月份刚在石家村开了一所幼儿园的石依萍说，如果没有政府的帮助，幼儿园很难生存下去，“除非每年都不用投入。”如今，石所开的幼儿园在夺命校车事故之后，被当地教育部门叫停。“可能再也不会让我们开了，也好，反正赚不到钱。”石依萍叹了口气。

在此情况之下，各个村的几所幼儿园相继倒闭，生源向榆林子镇聚集。不久，小博士幼儿园的办园许可证和收费许可证等一系列证件也办了下来。这让李军纲信心大增。高宏霞说，他觉得可以放心地做了，于是，便再贷款建了10间平房。在第一辆长安面的报废的情况下，李军纲不得不又添置了一辆二手昌河面的作为“小博士”的校车。

经过短短几年发展，至2007年，小博士幼儿园总有校舍20间，学生人数近400名。尽管幼儿园每年为李军纲一家带来3万元的收入，然4年的时间，却让他的欠款从最初的8万高涨至13万。“每年对幼儿园的投入比收入还多，这么些年下来，就只看到了几十间房子和几辆面的车。”高宏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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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与并购

尽管幼儿园不能带来可观的收入，但李军纲知道，行至中途的事业不能停下去——“办还有希望把欠款还了，不办，就彻底没有希望了。”高宏霞说，“石头拉到半山了，只能向上面走，不能往下。”办下去，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因为生源增多，幼儿园现有的两辆车无法满足接送学生上下学。此时，李军纲手上仅有现金8000块。“每一趟车坐三十多个孩子，每天来回得跑十几趟，否则无法保证孩子的正常开园时间。”小博士幼儿园的司机师振波说。

无奈，李军纲只得重新展开筹款之旅。在借遍了亲友之后，他开始在学校老师和司机中筹款。当时，幼儿园有多数老师借款给他，数目从一万到几千不等。胡艳和师振波就是其中的两位。“这些钱的月息达到2分钱。”高宏霞说。由于幼儿园整个的现金流很难一下付得起借款，所以，胡艳借给李军纲的一万元钱，至今还“只是每个月还利息”。

师振波说，筹到款的当年，李军纲为小博士幼儿园添置了长安和昌河面的各一辆。“都是二手车，别人开了几年的。”此后几年，李军纲陆续买了4辆全新的金杯，将其改装成接送幼儿的校车，并把此前的旧昌河和长安报废。买了校车，费用支出增加，李军纲只得压缩幼儿园其他方面的开支。“本来有1个蹦床是需要换新的，但因为没钱，蹦床坏掉后，我们就没有再买新的。”高宏霞说，“那时我们该借的朋友都借了。”

在小博士幼儿园不断扩张、资金链极其紧张的情况下，他们面对的另一个困境是，由于镇上存在两所幼儿园的竞争，双方不得不拼着把学费降低，留住生源。此外，为了保证老师不流失，还得给他们加工资。这样的竞争，持续到今年2月份终于结束。因为没钱可赚，乐乐幼儿园老板路玲主动通过小博士幼儿园司机师振波，找到李军纲，希望把“乐乐”幼儿园转让给“小博士”来经营。而路玲找李军纲的契机是：乐乐幼儿园的校车出事了——这让路玲赔了一笔出事孩子家长数目不小的钱，从而导致其彻底放弃本来就没有什么钱可赚、还折腾了好几年的乐乐幼儿园。

高宏霞极力反对并购。

但是，李军纲还是以每年5万的租金和路玲签订了为期5年的合同。至此，小博士幼儿园成了榆林子镇上唯一的一家幼儿园，乐乐幼儿园则成了它的分院，两家合在一起的在院幼儿，达到了一千多人。而此时，李军纲的欠款已由13万上涨至23.7万。高宏霞说，他们从办园开始，仅花在校车上的钱就达到了48万余元。“此前报废的6辆车共花了18万多，现有的4辆小车共花了近30万多。”

迟到的政府拨款

在两园合并之后，小博士幼儿园对学生的收费涨到每学期六百多块钱，而校车接送的标准也从每学期80元至180元不等。“相应地都涨了几十块钱。”高宏霞说，“孩子的家离学校有远有近。”师振波说，两园合并之后，校车接送的压力就更大了，他最多时一天来回要跑12趟，每一趟装32名幼儿，而这些车的限乘人数为9人。“小博士幼儿园校车都是经过改装的，把车后座拆掉，再安上3条20厘米高的木板，这样就能装下几十个学生。”

这样的压力仅仅持续了一个学期。今年下学期开学后，小博士幼儿园的生源只达到了740名。为了压缩成本，李军纲辞掉了从外面租用的两辆校车。高宏霞说，按照目前这样的超载人数来计算，每辆校车的运营成本在七千块左右。“如果按照限乘人数来坐学生，那基本上不用上课了，而我们的幼儿园也早就不用开了。”高宏霞说，“我也知道危险，但没办法。”

校车超载于幼儿园来说，较为普遍。石依萍说，此前每个村都有幼儿园时，每辆接送的校车都是挤满了学生。超载即使被查到，也顶多是罚款了事。今年7月，在此次事故中遇难的司机杨海军就曾驾驶超载校车被查，但当时仅仅只是罚了500块钱了事。小博士幼儿园也未接到任何的校车整改通知。不过，在校车事故当晚，交警大队就赶到小博士幼儿园，责令高宏霞把校车座位恢复原样。

尽管此前小博士幼儿园校车从未出过事故，但李军纲很早就意识到，这样对孩子会造成很大的安全隐患。于是，李军纲从2009年开始就向政府打申请报告，希望政府能扶持小博士幼儿园。“我们是实在没办法了才找的政府，以前都是想自己的事情自己想办法解决，但我们实在是借不到钱了，才请政府帮助。”高宏霞说。连续两年的申请报告都未得到政府的批准。“我们每年递交一次申请，他们不批，我们就自己去想办法。”

去年，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司长郑富芝曾明确表示，发展学前教育，解决入园难，首先是要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同时，积极扶持民办幼儿园。通过政府资助、购买服务、减免租金、以奖代补、派驻公办教师等方式，分担民办幼儿园一部分办园成本。2011年10月19日，李军纲第三次向政府递交了“关于修建校舍、购置器材所需资金的请求报告”给榆林子镇镇政府。在这份请求报告的预算表中，其中有一项明确写明购置校车3辆，所需资金24万元。

然而，这一次令本不抱多大希望的李军纲大感意外。递交报告的第二天，榆林子镇人民政府在这份报告上盖了公章，同意拨付50万元。不过，孩子们最终没能等到新车，11月16日的那个上午，随着砰的一声巨响，一切都结束了。“愧疚一辈子，心债永远都还不清。”在接受本刊采访的时候，高宏霞一边哭，一边把双手放在了心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