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的意外倒台 是否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希望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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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前夕，中国最大的新闻莫过于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决定开除薄熙来党籍、公职，并对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这意味着，自1989年以来中共遭遇的最大政治危机暂告一段落，耀眼明星薄熙来的政治生涯由此划上了句号，也为中共十八大的召开扫清了最后的障碍。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薄熙来的问题并不仅仅是现在，而是包括从担任大连市领导职务开始，一直到任职辽宁省省长、商务部部长与重庆市委书记期间，都“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在王立军事件和薄谷开来故意杀人案件中滥用职权；“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贿赂”；“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等等。

官方通报中意味深长的重要信息是“调查中还发现了薄熙来其他涉嫌犯罪问题线索” ，这些“涉嫌犯罪问题及犯罪问题线索”一并移送至司法机关。这意味着，薄熙来还有更严重的违法犯罪问题，至于这些问题能否公开或公开到什么程度，完全取决于各方的博弈。

毫无疑问，薄熙来背后拥有大批的支持者，他们将薄熙来下台看作是政治斗争的结果，一种常见的说法是：贪腐受贿、以权谋私、私生活不检点是官场的普遍现象，只有在政治上失势的倒霉官员才会因这类问题被拉下马。何况，薄熙来的倒台怎么看都像是一场意外，倘若不是他的爱将王立军出逃美国使领馆，薄熙来的光环依然耀眼，他和他家人的一切问题都会继续被掩盖，他更有望跻身于下一届中央最高领导人之列。

2012年以来，海内外一直在观察揣测中共将如何处理这位权倾一世的红色后代，薄熙来会不会被轻轻放过，现在看来，薄熙来这颗棋子己被各方所彻底抛弃，十八大从十月延迟至十一月举行，也充分保证了有足够的时间审理并了结薄熙来一案，为未来的中国领导人扫清政治障碍。接下来，就看未来的领导人能否展示出真正的决心与勇气，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正如《光明日报》评论员文章所言：薄熙来的政治之旅，其勃其衰，可谓“玩得就是心跳”。作为众所周知的高干子女，薄熙来的人生轨迹与其父辈的政治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人生经历实可作为中国政治的一个印证。不过，也许正是“吃透”了中国政治的原因，薄熙来并没有从父辈们九死一生的政治波折中汲取教训与经验，当然也更不可能产生具有超越性的政治抱负。

薄熙来此前的仕途，如果不说是一马平川的话，那也堪称是坦途一条，绝对算得上是要风有风、要雨有雨。但是，薄熙来在仕途上打马赶路、在政坛上呼风唤雨的过程中，时刻不忘打造、包装个人的政治形象，充分而巧妙地利用其所辖之地的“党的喉舌”以及现代大众传播工具，把其应负的政治义务和必须履行的官员职责转化成个人的“政治魅力”，由此不断垫高其实现个人政治抱负所需蹬踏的台阶。这种“磊台阶”的过程，其实就是把政治人格化的过程。

事实上，薄熙来事件所暴露的问题是深刻的。薄熙来从1993年担任大连市市长至今长达近20年时间里，均存在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缘何没有严密的权力制衡制度和机制对其进行及时的制约，没有一套严整规范的反腐败制度和机制以及一个独立的反腐败调查机构时刻对其进行监督，而是在王立军叛逃事件这一“万不得已”、“捂不住”的情况下才开始着力解决？这样一个长期违法滥权的人，却能步步高升，到底是谁的责任？谁来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

2011年9月16日，欧洲外交事务委员会执行主任马克.莱昂纳德（mark leonard）等三位欧盟智库专家赴重庆与《重庆模式》一书的作者、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教授苏伟就“重庆模式”进行了交谈。针对为什么会出现重庆模式，什么是重庆模式、有哪些特点，重庆模式与薄熙来、黄奇帆的个人关系，重庆模式能否持续，唱红的内容是怎么确定的，毛泽东与邓小平谁更伟大等问题，苏伟作了一一解答。

苏伟表示，重庆模式的出现，离不开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市长黄奇帆的决定性作用。这两位中共精英像中共领袖毛泽东与周恩来的绝配组合，因此高明的创新理念能通过高超的创新操作，化为实践和现实。薄熙来的风格有中共领袖邓小平“举重若轻”的特点，也有“魏征有胆敢作为”的特点。

所谓重庆模式实际上是精心策划的一场闹剧。唱红是打黑的遮羞布，打黑是唱红的经济基础。唱红不是目的，“打黑”也不是目的，而是阴谋家野心家实现夺权谋财的工具。名为打黑，但不排除黑打，甚至更多的是黑打（见童之伟教授的重庆打黑专题报告）。采取类似“和（珅）一倒，嘉庆吃饱”的方式，对企业家一夜之间搞“秋收”，用其中一部分来讨好迎合民众。

薄熙来以极具民粹的行事风格直接取悦民众，以彰显个人魅力和权威。尤其是他利用老百姓对当今普遍存在的腐败、贫富差距、社会不公以及社会身份缺失的愤怒和迷茫，发起轰轰烈烈的“唱红打黑”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虽然复兴毛泽东思想以及损害法律程序的做法，已被人们淡忘、否定，但是至今有两件事仍颇受民众欢迎：强硬反腐败以及为穷人建房子。薄熙来知道，腐败和高房价是包括重庆在内的老百姓最不满的执政顽症。

对于父亲曾被毛整肃的薄熙来而言，毛泽东只是用来赢得民意的强大符号，声称彰显正义的打黑过程充满了非正义，提供便宜住房的代价更是让政府承受长期的超高负债。但是，重庆模式对中央权威以及意识形态构成了强烈挑战。中央高层显然认为，虽然中国的发展遇到了诸多矛盾和问题，但绝不可走回头路，只能在进一步改革开放中解决矛盾和问题。

而薄熙来在重庆演绎的故事，甚至一度有向其他地方蔓延的趋势，让中央高层深感不满。从某种意义上说，认同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就等于否定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就等于否定邓小平晚年拯救中国的举措。这也就不难理解，现任最高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为什么这几年从未去重庆助威的原因。

薄熙来的倒台，毫无疑问重创了他背后的大批支持者，也阻止了企图对文革复辟的强大势力，未来的领导人能否顺势而为，启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还权于民造福于民值得进一步观察也值得海内外充满期待。此前，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发表题为《胡温的政治遗产》的系列文章似乎传递了某种信号，该文分上、中、下三篇。上篇总结胡温十年的成绩，中篇列举胡温十年的问题，下篇提出换届后新领导人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该文尖锐指出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其中包括社会道德体系崩溃，意识形态破产，没有建立一个能有效说服人的主流价值观；救火和维稳式外交缺乏大视野、大战略和具体思路，未能有效利用国际大变动带来的机遇，导致自身被动；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推进不力，与还权于民的期望有相当大的距离。特别是最后一个问题，被视为最关键的核心问题，“事实上，上述所有问题的解决，最后都可归结于政改的问题，系于政改的深度。”并以恳切的口气呼吁： “所以，应该拿出勇气，走出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第一步。 ”(by蔡慎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