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间力量推手汤家骅就政改提出沉默大多数政改

夜雨

香港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汤家骅虽然是泛民主派一员，但他提出「沉默大多数」的政改声音，是泛民中唯一没参与佔领行动的议员，被视为香港中间力量的推手。汤家骅提出的「排序複选制」方桉，符合《基本法》和人大常委决定，又比较接近香港人理想的方桉，民主派幕后支持，但从没公开支持过。他指出，现在香港面对的最大问题是怎麽样去修补中央政府和香港的关係，而不仅是政改。

在香港政坛不左不右的中间阵营，汤家骅是左右都公认的标竿。香港沉默的大多数，也往往推崇他是自己心目中的意见领袖。在香港政论喧嚣的话语圈下，始终有一个沉默的大多数群体。这世界，沉默有自己语言，沉默也可以传播。由港英时代至今，香港沉默的大多数依然是大多数，这大多数是指那些不愿直接参与政治活动的民众。

毫无疑问，今日参与政治活动的人数，远比当年百倍千倍增长，可见今日香港远比当年民主。不过，沉默是一种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它的价值观就是这麽简单：开口是银，沉默是金。香港七十九天的「佔中」雨伞运动期间，人们听到最多的话就是「不想香港变乱」， 人们最珍视的是法治、理性、和平——香港社会价值的归位。

香港中间力量推手汤家骅就政改提出沉默大多数政改

汤家骅这些日子来就是在帮助「沉默者」解脱「被代表」的尴尬，他顶着来自背后泛民主派的巨大压力，以汹涌的民意，正本清源而彰显理性和法治。「平安是福，佔中是祸」，是香港沉默大多数发自心底的呼唤。沉默的香港人是否还愿意再沉默？今日沉默的大多数港人，更关心的是什麽？

跨入二零一五年，政府新一份施政报告出笼前，多次民调显示，大多数人关注的是居住环境改善，是孩子教育，是扶贫纾困，是人口老化，是自己事业和工作前途，而不是所谓的政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一月十四日发表《重法治 掌机遇 作抉择》新一份施政报告，以政制、经济、法治三者关係作为引言。

他强调目前香港要在落实普选和原地踏步之间作抉择，必须符合《基本法》主张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八三一决定，强调香港的权力来自中央，在「一国两制」下的「自治」是「高度自治」，不是「绝对自治」，更不是随意自治。在《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决定的框架下，将政改方桉「袋住先」是一种妥协。时下，香港社会流行一个说法，叫「袋住先」。

热爆的这三个字意思是：最好先落袋，先拿到手再说。儘管全国人大常委会八月三十一日作出关于香港政改的决定（即八三一决定），即所谓普选方桉，纵使不完美、不理想，有点差强人意，但可以先接受，再循序渐进，增加民主成分，五百万香港人投票，总比一千二百名选举委员会委员投票，更具先进性，更显民主化。香港人说，「袋住先」是百姓大白话，即已经得手的东西，先揣到口袋里再说。不过，非香港人总觉得这怪怪的三个字，有些许负面含义，为什麽不能说「捷足先登」、「先拔头筹」？

反对玉石俱焚重视妥协艺术

人行中道，是与自然和谐相处，是让社会良性发展。不过，在香港政坛，走中间道路却不容易。被视为「香港政改中间路线推手」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汤家骅自称「举目无亲」，感叹「心灰意冷」。当下香港社会正处于在历史上少见的撕裂局面，面对冲突和对立，并非唯有你死我亡、鱼死网破、同归于尽、玉石俱焚。政治原本就是一门妥协的艺术，妥协不是懦弱，不是无能。历史一再明证，妥协是切实可行的政治选项，是解开政治难题的钥匙。

跨入新的一年，一月四日，汤家骅刚从加拿大度假回到香港，翌日接受亚洲週刊独家专访。走进他在立法会大楼的办公室，穿过他助理和秘书办公通道，他不大的办公室，窗口对着中西区海滨长廊，遥望金钟维港。写字桌上的文件和书籍，繁杂而齐整，最显眼的是大小不同开本的两本《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最夺目的是两本书《选举的困境》、《拆穿官场语言伪术》。以下是访谈摘要：

夜雨

●你从政这麽多年，此时此刻最为感慨的是什麽？

汤家骅:从我决定参政开始，应该是二零零四年七月，当时我决定参选立法会选举。一直以来，我从政的目标，都是为了争取普选。但过去这麽多年，特别是这十年来，争取普选要面对的问题，实质是一个香港管治制度的问题。刚过去的一年，特别是刚刚过去的那几个月，政改的争拗引致佔领运动，令社会极度分化，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显得更加严重。现在已不仅仅是香港管治问题，而是测试一国两制可不可以落实，能不能实现的严峻关头，香港社会会不会出现长期严重分化的趋势，直接影响香港长治久安和繁荣稳定。

●怎麽理解你说的表面上是管治问题，实质上却是一国两制能不能落实的问题？

汤家骅:我一直在思考两个方面。一是香港的文化历史背景和国家的文化历史背景有根本上的矛盾，最低限度是个矛盾。二是从北京政府多年来处理政改问题，直到之前不久全国人大作出八三一决定，显示北京政府虽然重新拿回对香港管治的主导权，其实表现出的却是中央对香港人的信任非常薄弱；

也正是如此，香港人对于中央的信任也越来越薄弱。北京政府和香港争取民主的市民，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近乎决裂的情况。因此我认为，我们要面对的问题，已不仅仅是「怎麽样处理政改」的问题，而是「怎麽样去修补中央政府和香港的关係」的问题。如果修补不好，会直接影响一国两制能不能实现的大问题。

●你是说最大问题是双方缺少互信？

汤家骅:对。当然这背后有很多因素。从北京政府看来，香港现在有很多人，即使不是所谓「仇共」，也都是对北京的共产主义存有相当高度的不信任，或者说是质疑。因为双方，不管是北京还是香港人，都察觉出一种政治文化的矛盾，使得双方的互信都无法建立。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去修补双方的裂痕，以致上升到互信的高度。做不到这一点，不仅仅是政改会失败，就连一国两制都会失败，香港作为一个中国对外的窗口都会失败。

●您说，推动政改，互信是第一步，如今双方都缺少政治智慧，那你是否认为，政改走到尽头而没有希望了？

汤家骅:个中央眼中认为是违反《基本法》的公民提名的选举模式来实现政改，对于中央而言肯定是一个制度上或者宪制上的挑战。一国两制原本就是妥协的结果，我相信中国人如果要收回主权的话，未必一定需要一国两制。从共产主义学说的角度看，一国两制就是一种妥协。

●我听过你一次谈话，你早就说过，《基本法》是妥协的结果？

汤家骅:对，《基本法》本身就是一个妥协的文件。妥协的意思就是说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一个比较不民主的社会和一个比较民主的社会，一个比较没有法治的社会和一个法治社会，可以找到一个共存的基础，这基础就是《基本法》。北京认为有人去坚持一个不符合《基本法》要求的提名方法，这本身就是一个对制度上、以及对一个妥协的挑战。不接受《基本法》等于不接受一国两制。如果泛民坚持以公民提名而中央认为是不符合《基本法》的这样一种途径去争取普选的话，我认为失败的机会非常之高。

●泛民主派是不是有一种心态，我现在叫价先要高，你愿意坐下来谈了，到时我就会作些让步？

汤家骅:但很不幸的是，当你叫价这麽高的时候，选民是会有一种颇高的期待值的。你会被逼到一个你自己都无法再退出来的境地。去年十月，我提出我的政改方桉「排序複选制」的时候，我已经很清楚地给泛民朋友解释，我们不应该将自己逼去一个不可退的牆角。我们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当高叫提出要公民提名的时候，我们在每一个有机会可以退回来的阶段，我们都错失了机会。

例如四月我们去上海考察；回来后可不可以和中联办主任张晓明一起吃饭；直到六月二十二日，所谓电子公投那天，结果出来的三个方桉都是公民提名的方桉。这三个阶段的每一步，其实泛民主派都有机会与中央沟通，透过妥协把握机会。直到八月三十一日，全国人大决定宣布，几位泛民主派党魁走来问我：

汤家骅，究竟发生了什麽事，为什麽我们始终以为有机会沟通对话谈判的，但现在八三一决定出来，这样就是表明全面落闸了。当时我很莫名其妙，我对你们能说什麽呢，在过去的大半年，有好多机会，但每一个机会我们都没把握到：我们要坚持一个对方认为是不可接受的立场，你期望大家对话、谈判、交换意见，但这些双方从来没开始过。

夜雨

●你是否认为，泛民主派在策略上，对形势的掌握，不准确不全面？

汤家骅:对，当然，权在中央，最大的责任应该由中央政府承担。如果中央政府有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对香港人比较信任的话，中央政府是可以去接纳一个比较接近香港人理想的政改方桉，正如我提出的政改方桉，在《基本法》框架下，在人大常委决定的框架下，我们是可以选择一种香港主流民意能接受的普选的。

●你提出的「排序複选制」方桉，在泛民主派阵营没有人支持吗？

汤家骅:我提出的那个方桉，民主派从来都不愿意公开去支持，虽然背后差不多所有人都觉得可以接受，但他们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发出支持的声音。好多人问我，泛民主派认为我的方桉是可以接受的，为什麽从来没有公开点讚呢，都没有把握机会去争取？我觉得可能有几方面原因，第一就是大家觉得同北京周旋要叫价越高越好，但往往掌握不了这个尺度，没有一个还价的机会。

第二就是我之前所说的，将自己的诉求推得很高的时候，社会对你的期望很高，这时候你并不是自己想退就能退了，泛民主派一向都要依赖民间支持，就像佔领行动一样，就算他们不是百分之一百希望佔领行动拖延这麽久，但到了某一位置时，恐怕他们所有的退让都不为自己的支持者所容的时候，就变成是没有退让的能力了。

第三点，我觉得始终都要归咎于激进派的崛起，由二零零八年开始，黄毓民参加立法会的选举开始，激进民主派的态度就是去攻击没有那麽激进的民主派，请注意，我不是说温和民主派，而是没有那麽激进的民主派。

●有一种说法，二零一二年的选举，令民主派自感受挫，这就影响了他们以后的政改立场，能这麽说吗？

汤家骅:是的，民主派自己觉得颇受挫折，这就直接影响到他们在以后的政改讨论的立场，他们不愿意再承受一次挫折，所以逼着他们要跟随激进派的所有的决策和行动。当时民主派要团结的口号叫得颇响，其实，所谓团结就是要走去激进路线。你如果和激进派划清界限，你就是不团结。如果你的目标是为团结而团结的时候，就会失去自己政治上的判断，你将这个政治判断的决定交给激进派手里。过去那一年，我们政改为什麽没有找到办法，原因就在这里。

不用「国际标准」字眼

●你一直强调，你从来不提普选的国际标准，为什麽？

汤家骅:我从来都不用国际标准去形容我们所期盼的政改方桉，因为，我们广东人有一句话：崩口人忌崩口碗。就是说，你的对家所忌讳的事，你是不应该再去强调的。其实，只要能达到同样目的，你应该用一个对方可以接受的论述去说同样一件事，所以我从来不会说符合国际标准。

我会说有选择，没有不合理限制。怎麽会用「没有不合理限制」？因为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飞说的，他来香港的时候，他说我们的目的，是要有一个没有不合理限制的选举方桉。这就代表着符合国际标准的精神。那为什麽我们不用李飞说的方式去描述呢，却要用一个共产党认为不可以接受的说法去说呢？

你越是说国际标准，中央越是怕香港政治国际化，怕英美势力介入，既然它怕这些事情，你每说一次国际标准，它就会想到，你是不是在迎合英美的介入呢？如果你说我们只是追求一个没有不合理限制、有选择的选举方法，其实这个目的是一样的。这个就是我觉得政治论述的技巧问题。

●这是你身为律师的处事技巧？

汤家骅:可能是因为我是律师，我们出庭，第一件事，就是要了解那个法官，法官是什麽人，他倾向什麽，我说同样一件事，我该用怎样一个说话的技巧去达到同一个目的。你说政改要符合《基本法》，那麽我就符合《基本法》；你说要符合人大常委会的决定，那我就符合人大常委会的决定。

总之我要达到的目的就是，是你认为可以接受的，也是我认为可以接受的，这才是一个有智慧的有技巧的政治论述。如果你明知道对方对某些事情是有戒心的，你仍然坚持用那种方式去作出你的政治论述，那你不就是为自己找麻烦吗？缺乏政治论述的技巧，也是政改失败的原因之一。

夜雨

●你推出的「排序複选制」，一年多前提出来后几经波折，你现在怎麽看自己的这一方桉？

汤家骅:我提出的政改方桉在八三一决定之下是已经没有可能，因为人大常委已经说得好清楚，四大界别要保留，现在的比例要保留。也就是说，他们同时否决了我提出的政改方桉。

●半年前，你宣布搁置「排序複选制」，那麽现在这个方桉还有没有可能重新提出来？

汤家骅:当然有，但这个前提是，第一北京政府认为可取，泛民主派认为可取，这才有用。不是说收不收回的问题，其实提出了覆水难收，怎麽可能收得回呢。但是问题是北京不接受，泛民主派不接受，即使我坚持的这个政改方桉再摆上台面，也是没意义了。

●你现在是否还认为香港普选遥遥无期？

汤家骅:北京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它有没有决心同香港人建立互信。如果不建立互信，就永远解决不了普选这个问题。早在二零零七年北京已经向香港人作出了一个普选的承诺，也定下了时间表和路线图。问题是当我们来到二零一七年，我们发觉原来中央心目中的普选，与香港人心目中的普选差距相当大，北京认为你一人一票就是普选了，香港人觉得普选之馀提名也是重要的。这就是一个差距。

所以我觉得如果北京是有决心同香港人建立互信，去解决这个长治久安的问题的话，我想首先北京要说清楚的就是，现在你叫香港人先这样袋住先，袋住之后有些什麽后果？不可以再那样说，你信我啦，结果都会是好的，将来都会有真正普选的。如果有互信的话，香港人当然可以接受，但在没有互信的情况下，这种讲法香港人是不会接受的。

●那怎样的承诺，香港人是可以接受的呢？

汤家骅:很简单，北京清楚表明，二零二零年会取消功能组别，二零二二年提名门槛会降低，提名委员会的组成民主化。如果这些主要元素说清楚的话，你让香港人袋住先，大家就会考虑了。香港人最怕的是，现在袋住先，但到了二零二零年的时候，发觉北京心目中的普选立法会和我们心目中的普选立法会，正如与现在普选特首一样，有好大差距。

原来北京心目中普选，就是由功能组别提名而你们香港人投票，就是普选立法会了。其实，这种说法也不符合《基本法》，因为《基本法》第六十八条写得很清楚，是全体立法会委员都由普选产生，不是说一半人由普选产生，一半人由功能组别提名，香港一人一票产生。

●你说过你在立法会举目无亲，所以心灰意冷，为甚麽会有这种感觉呢？

汤家骅:我的意思是尽量少说政改的问题，说什麽都于事无补了。不过，作为一名议员，我还是有责任说出我的观点。举例说，现在热议所谓「白票守尾门」的问题，我看到没有人谈及宪制上、政治上和社会上的问题，我就不能不站出来说话，这是我的责任。再说，虽然我和泛民主派议员的目标从来都没有分歧，但在策略上有很大分别。

面对违法佔领行动，有不少泛民主派内心其实是有很大保留的，但他们不敢像我这样「独善其身」，他们随波逐流，跟着大队去佔领，因为跟着大队是最安全的方法。我可不可以用最安全的方法，去做完我剩下的议员时间？当然可以，我不说话，你要发表什麽声明，我都签字就好啦，这很容易。

但我觉得，这样做就违背了我从政的最基本的原则：我从政不是要随波逐流，我从政是要将我的政治理念、政治判断贡献给社会。在立法会的泛民主派，有多少人是以这样态度去从政的？因此，我感到孤独，感到举目无亲。一个议员应该不考虑自己是否站在最安全的位置，毫不犹豫提出自己独立意见，说我傻也好，说我不识时务也好，这正是香港政坛可悲的原因。

夜雨

●你对第二轮的政改谘询有什麽看法？

汤家骅:我的看法是没有什麽意义的。我们怎麽样去修补中央同香港的关係，这才有意义。对人大八三一决定作一些小修小补，不仅没有意义，反而会给人错觉：好像一些小修小补，就可以解决那麽严峻的问题。这才是令人担心的，就如「白票守尾门」（即选民在投票时投的白票如果足够多，可以令特首候选人落选）一样，把它拿出来讲的时候，整个社会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就产生一个错觉，所谓「白票守尾门」可以解决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我们的政治判断是完全错误的。

●现在有一种舆论，政改普选方桉不通过，特首梁振英还会再出任下届特首，你怎麽看？

汤家骅:我觉得未必。有普选的话，他当然就做不了。但没有普选的时候，我又觉得，中央政府不会愚蠢到再让他做多五年。现在，中央政府撑他管治香港，是基于面子问题。佔领人士越是高叫梁振英下台，北京就越来越强硬撑梁振英管治。如果不这样，不就变成中央屈服于佔领人士的诉求了吗？所以迫于无奈，一定要撑梁振英。但如果政改失败，未来的五年，是否还会继续用梁呢？我觉得，一个有智慧的领导层是不会这样做的。我相信北京是有智慧的。

●现在第二轮的政改谘询已经开始，政府不会让步，又要面对正开始的不合作运动，你觉得会有什麽后果？

汤家骅:我觉得不合作运动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决定。如果是要表达自己的不满，在短期内做出不合作行动，那还是可以接受的，但你长期不合作，那对社会对市民是有危害的。举例说，在过农曆年之前，我们可不可以通过公务员加薪，或者综援人士出双粮等这些拨款申请。如果你继续不合作，继续阻挠，其实会让社会相当大百分比的成员对泛民会感到极度失望，甚至感到愤怒，这样对你有什麽好处呢？不合作运动持续下去，你拖垮不了特区政府，很可能会反过来拖垮自己，所以不合作运动，在政治上不是一个有智慧的决定。

●雨伞运动以后，年底的区议会选举对泛民依然是不利的？

汤家骅:区议会选举一直都不是泛民主派的强项，可以说绝对不利。

●听说学联、学民思潮双学在酝酿成立政党，你怎麽评估他们的组党思维？

汤家骅:年轻人要参政，对政治多点兴趣，是件好事。但组党参政不是这麽容易的。首先政党的定义是什麽，就是在议会里有议席才叫政党。如果政党在议会里没有议席，你只不过是「压力团体」，在建制里是没有票的。所以你组党，首先要有议席。如何才有议席呢？你必须得到广泛支持。不是某一个阶层或者某一个地区支持，而是广泛支持。

所以是不是那麽容易可以组党，去争取足够的议席，在议会里面有个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呢？不是这麽容易可以做到的。你说上街，有几万人甚至十万人上街，好大声势，但如果将这十万人转去投票或者选议员呢，未必会有这麽大的震撼，因为这十万人可能分散在不同的区，基本上一个立法会议席，最低限度要获得三万票以上才能获得一个议席。你真是组了党，找到人来参选，你才知道，目标绝对不是那麽容易达到的。我经历过组党的痛苦，我深知组党不容易。（by《亚洲周刊》王雅静整理录音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