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行政区划上，增城市新塘镇拥有50万的外来人口及22万的本地人口，规模堪比中等城市，却依然按照乡镇建制来管理。“我们现有的制度设计，没有关怀到具体的人，特别是大量的外来人口，如同漂浮在空中的孤岛被忽略了。”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何艳玲教授说，“就像大敦村，8万余名外来工由40余名治安队员管理，紧绷的弦总会断裂。”尽管外来工普遍关注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尚无力承担，但新塘镇政府已经试图在原来冷漠疏离的工厂区里，建立起富有人情味的社区。 2011年6月后，增城市政府就已开始了大力整改。措施之一是将大敦村治安队解散，用同等规模的联防队取代，并由新塘镇派出所管辖，由增城市政府及新塘镇政府各负担50%的工资。措施二是建立“一站三中心”，即综治信访维稳工作站、出租屋和流动人口管理服务中心、工商企业和社会事务管理服务中心、文体活动服务中心。增城市政法委副书记梁经瑜将其称为“力量下沉”，即在现有制度难以改变的情况下，用镇一级的力量推动社会管理。 对于公众更为关心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如何惠及外来工，梁经瑜则直言“负担太大”，暂时无力承担。2011年7月至8月，新塘镇团委书记汤文宇曾带队赴大敦村进行调研。他们发现，对于居住在大敦的数万外来工来说，第一需求不是高工资，而是富有尊严的生活环境。没跟着大哥回四川的刘红兵，眼看着各工厂“求贤若渴”，已经不愿再像以往那样“打长工”了。他成为了“炒更”一族。 “炒更”源于粤语，原指熬夜兼职，在大敦却成了“临时工”的近义词。自金融危机后，新塘牛仔服工厂所接的订单极不稳定，或要求半个月内即出货，或半个月内没有一张单，工人动辄失业，很多年轻人干脆做起了“固定散工”，工资月结或日结。这样一来自由，二来不容易欠薪，甚至能和老板谈高薪。“炒更”的工种设计多个方面.你能经常看见新塘牛仔裤服装厂的女工围坐在光管灯下剪线头，她们旁边的墙角摞着一堆堆几乎与人等高的牛仔裤。 2012年春节后，在大敦形成了一种奇特的现象：一方面，企业陷入用工荒，即使待遇相对较好，也依然招不到人；另一方面，大量的年轻人选择从事“炒更”，订单少时就休息，整日游荡在街头。据湛学驹估计，在整个大敦数万名的外来工中，约有五分之一是“炒更”一族。“‘炒更’成了一种传染病。”刘红兵说，“我们没有社保，没有合同，甚至连稳定的订单也没法保证，就只能通过‘炒更’来和老板谈，多要一点权益。” 钟梅芳在大敦村出租屋的调查中，发现近两千栋出租楼里，存在着大量“炒更”的外来工。“他们大多是80、90后，白天睡觉，晚上玩乐，文化水平普遍不高，连一张简单的登记表都无法填写完整。”让钟梅芳印象最深的，是不少外来工在填写“住址”一栏时出现的困难。他们对“家在哪里”早已没有了答案。她记得一个小伙子抬起头，问：“我不知道明天会住在哪里，我怎么去写我的地址？” 30岁的秦子勇即属于其中一员，他在2011年一共换了十余家工厂，每家厂待不满一月。在他看来，如今大敦的牛仔服工厂与员工完全失去了联系，他甚至不知道现在老板的姓名。工作之余，秦子勇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在出租房所在的大道上闲逛。汇集着众多制衣厂、纺织厂、洗漂厂的这条大道上，也有着10元一晚的旅馆、2元一小时的网吧、8元一次的溜冰场。最大的休闲场所是鑫鹏百货前的广场，秦子勇喜欢在那里和年轻工人跳舞，5块钱就可以蹦跶到晚上10点。 2012年2月6日，秦子勇新年进厂的第一天，他缝制了400条牛仔裤的侧边缝线，每条挣了1毛1分钱，这一天他只挣了44块钱。他也曾想像二哥秦子亮那样经商卖菜，但自己“闲散惯了，吃不了那苦”。秦子勇有时候觉得自己就像身处一座漂浮在半空的孤岛，回不了家乡，也无法停靠在脚下这个城市。如今，在大敦村，外来工发觉生活变得比以往要容易些了。2011年下半年，政府一口气办理了4万多张居住证，并且提供了免费的房屋租赁中介服务及计划生育管理服务。 2011年9月，新塘镇政府还购买了社工服务，广州协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两名社工常驻大敦，试图在原来冷漠疏离的工厂区里，建立起富有人情味的社区。2月13日下午，走进大敦村文体活动中心，一群刚放学的小学生正围聚在老师旁学画画。这是大敦社区特有的“四点半成长空间”，任何孩子放学后，都可以在这儿得到志愿者的辅导。来自湖北的叶娜，和来自大敦村的卢汝湘成为了好朋友，合作把一朵向日葵画得灿烂又耀眼。她俩都觉得：本地孩子和外地孩子，其实并没什么不同。 341407135161758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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