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事件中的微博舆论：基于新浪微博的实证研究

陳小島

2010年以来，微博作为一种新型的互联网应用，开始在社会舆论场频频发力，并迅速成为突发事件的舆论中心之一。在社会舆情复杂化、传播渠道多样化的今天，微博何以能够在社会舆论场迅速脱颖而出？突发事件中的微博舆论具有什么样的特色？本文将以对突发事件背景下新浪微博调查所得的数据资料为基础，对突发事件中微博舆论的构成要素、生成机制和主要模式等问题展开尝试性探究。

一、主要概念和研究设计

（一）相关概念辨析

“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1］作为社会结构的某种负面、紧张的现象，突发事件必然会在社会舆论场产生连锁反应，形成突发事件舆论。近年来，突发事件舆论的两种截然相反的发展态势值得关注：一方面，随着信息公开制度的不断完善，一般意义上的突发事件如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等，在通常情况下已不会引发危及社会稳定的舆论激浪，相反的，舆论作为社会凝聚力的动力源，不仅有助于突发事件的顺利解决，还可以大大提升相关组织的公信力水平，5.12汶川地震抗震救灾的胜利便是典型的成功个案。

另一方面，一些偶发性、地区性的突发事件，却能够借助舆论的作用而被瞬间引爆，突发事件舆论的负面意义远远超过事件本身，进而演变为真正意义上的重大公共危机事件。［2］近两年出现的“宜黄强拆”、“我爸是李刚”、“乐清钱会云案”、“上海胶州路大火”等，均属此例。这也是本文所要着力研究的问题。

“舆论是一定范围内的多数人针对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以言语、情感、行为等方式表达出来的大体一致的信念和态度”。［3］相应的，突发事件中的微博舆论，是指微博平台所反映出来的人们对突发事件的态度和信念的总和。近两年来，微博的发展势头异常迅猛。截至2011年6月底，我国微博用户数已从2010年底的6311万爆发增长到1.95亿，成为用户增长最快的互联网应用模式。［4］规模庞大的用户数、技术上的集成优势，使得突发事件舆论获得了新的成长空间但也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和难以把握。如何理性、客观地认识和对待突发事件中的微博舆论，已是当前相关研究的重要课题。

（二）相关说明及抽样方式

本文的研究，将以2011年5－6月间发生的两起突发事件——“抚州爆炸案”和“增城聚众滋事事件”为背景。“抚州爆炸案”指因拆迁问题与当地政府发生纠纷的农民钱明奇，于2011年5月26日分别在抚州市检察院、区政府大楼和区药监局等3处制造爆炸，并造成人员伤亡事件：“增城聚众滋事事件”发生于2001年6月10日晚至11日，因1名孕妇在广东增城市新塘镇大敦村占道经营而与治保人员发生冲突，部分不法分子乘机制造骚乱，同时引发数次大规模群众围观起哄。由于两起事件均具备偶发性、地区性突发事件的要素特征，而且，在各大微博平台也因关注人数骤升而位居话题榜前列。因此，对于研究突发事件中的微博舆论具有代表意义。

由于突发事件牵动社会敏感神经，上述事件爆发后，“抚州”、“增城”旋即成为各大微博的敏感词，这给相关信息的搜索和整理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为此，本文在试调查的基础上，将研究对象定位于当前我国最大的微博平台——新浪微博中的3类微博，即事件关联方的政务微博、媒体微博和相关领域的名人微博，拟通过观察这3类微博在突发事件期间发布的消息及其评论的情况，对突发事件中的微博舆论展开全方位的探究。基于此，本文所要具体展开研究的样本微博为6个：“抚州公安”、“广州公安”、“每日头条”、“新周刊”、“于建嵘”和“胡锡进”。样本微博在突发事件期间发布的消息如表1所示。

为了提高实证研究的信度和效度，本文拟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样本微博展开同步分析：①宏观层面。即对样本微博的总体特征及其在两起突发事件期间发布消息的相关情况展开描述性探究；②微观层面。即对样本微博发布的部分消息的评论情况展开深入探究。本文正式调查时间为2011年6月25日至30日。

鉴于样本微博在突发事件期间发布的消息所获评论较多，本文在上述25条消息中，根据消息分布情况，以简单随机抽样的方式抽取了11条消息，以这11条消息的前50条评论作为消息样本（表2）。这样，本文研究的样本为6个样本微博和550条消息样本。

（三）研究类目的建构

为了达到客观认识突发事件背景下微博舆论的研究目的，本文的主要研究类目如下。

1、用户属性特征。即分别对样本微博以及消息样本发布者微博的属性特征进行考察，主要包括：①微博的类型。根据新浪微博的实际情况，用户可以被区分为匿名个人、实名个人、实名组织机构。②微博的粉丝数。

2、消息的属性特征。本文对消息属性特征的考察包括以下几方面：

①样本微博发布的消息所获取的转发数和评论数。

②消息样本的发布类型。主要包括3种类型：帖出（即对样本微博发布的消息做出直接响应）、跟帖（即对样本微博发布的消息做出间接响应）和转帖（即用户只是“中转”样本微博发布的消息，而不直接予以响应）。

③消息性质。本文在试调查的基础上，按性质将消息样本区分为6种类型，即信息分享（以提供和分享相关信息为主）、情绪宣泄（以发泄不满情绪为主）、理性讨论（即围绕突发事件展开相关理性讨论）、质疑（即对消息发布者及其消息进行质询或疑问）、强调（即对消息发布者及其消息持认同和支持立场）、其他。

陳小島

二、主要研究发现

（一）突发事件中微博舆论的分布形态

在大众传播时代，媒体是突发事件舆论形成的中心所在；在bbs /论坛、博客等虚拟平台，意见领袖在突发事件舆论的形成和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微博出现后，突发事件的信息传播格局发生了改变，政务微博、媒体微博以及个人微博（包括意见领袖和普通草根的微博）处于同台竞争的状态，突发事件舆论的分布形态是否也随之发生变化？

如表3所示，从样本微博粉丝数的分布情况来看，媒体微博和相关领域名人微博在信息传播方面的优势并没有发生变化，“每日头条”和“新周刊”的粉丝数依然雄居前二位，“胡锡进”和“于建嵘”的粉丝数分列三、四位，而“广州公安”和“抚州公安”的粉丝数则名列末两位。但是，从样本微博在突发事件期间发布的25条消息的转发数和评论数均值分布情况来看，情形却大相径庭。粉丝数最低的“抚州公安”发布的3条消息的转发数和评论数均值分别达到4196.00次和3382.67次位列第一，“于建嵘”、“胡锡进”和“广州公安”处于同一水平线，而两个媒体微博发布消息的转发数和评论数均值都低于1000次，位列末两位。

一般情况下，微博用户拥有的粉丝数越高，其所发布消息获得转发和评论的机率也越大。显然，突发事件背景下微博舆论的分布情况并不符合这一逻辑。从消息转发数和评论数均值分布情况来看，舆论集结的目标主体（即样本微博，下同）与突发事件的相关度成为决定微博舆论分布的重要变量。目标主体与突发事件的相关度越高，舆论集结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这也就意味着，突发事件关联方的政务微博、当事人或“爆料者”微博以及相关领域的名人微博，将是突发事件中微博舆论的“风暴眼”所在。比较而言，因与突发事件相关性较弱，媒体微博在舆论形成方面的优势将趋于弱化。由此可见，突发事件中微博舆论的分布形态与传统媒体语境存在本质区别，与bbs /论坛、博客等虚拟平台也有所差异。

突发事件中微博舆论分布形态的变异，不仅是微博中信息传播格局变化的结果，微博主体间互动空间的拓展也是关键变量。与其他互动平台相比较，微博的突出优势在于能够同时提供即时性和异时性交流的双重功能，解除了“不在场”状态下主体间直接互动的诸多限制，使用户近距离“触摸”突发事件现场或与事件相关主体“零距离对话”成为可能。因此，选择近距离“围观”而非远距离“眺望”，成为突发事件中微博舆论的一道重要景观。

如图1所示，根据消息发布类型，550条消息样本中，帖出的消息占85.6%，而跟帖与转帖的消息所占比例均为10%以下。帖出消息占绝对主流地位，标志着直接互动已成为突发事件中微博舆论形成的源动力。这也意味着，现身于微博的突发事件关联主体，包括政务微博、当事人或“爆料者”微博以及相关领域的名人微博等，将同时从幕后走向前台，完全暴露于由舆论构筑而成的“包围圈”之中，这无疑是突发事件中微博舆论的重要特色。

（二）突发事件中微博舆论的要素特征

舆论的形成，是多方要素合力促成的产物。要素特征不同，舆论的性状、传播方式和社会效果等也有所差异。与微博技术平台相关联，突发事件中的微博舆论有3个关键构成要素，即消息、舆论参与主体和互动网络。通过对这3个构成要素的观察，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和把握突发事件中的微博舆论。

1.消息

与现实空间的人际交往不同，虚拟平台的对话和交流都需要有一个信息中介。在微博中，这个信息中介就是消息。微博的消息以“语录体”即时表达为主要形式，表面上看似支离破碎，然而，恰恰是大量的关于事件细节的、现场的、个人解读式的消息，才最大程度地还原了舆论的“本真”面貌，同时也展现了微博舆论的基本特征：①相关消息以裂变式传播的方式被精确地传达到大量的用户，舆论的能见度大大提高；②消息内容的多样化呈现使得舆论“引爆点”变得越来越密集并愈加难以预料和控制。此外，根据穿梭往来的微博消息，还可以勾画出突发事件中微博舆论的大致面貌。

如图2所示，根据消息样本的性质构成，“质疑”类占24.4%居第一，其中既包括对突发事件“真相”的质疑，也包括对目标主体立场和态度的质疑：“情绪宣泄”类占24.0%，主要是带有攻击性、辱骂性色彩的非理性消息。“质疑”类和“情绪宣泄”类消息累计约占消息样本总量的半数，显示了突发事件中微博舆论“火药味”十足的性质。此外，有22.0%的消息属于“其他”类别，主要表现为大量与中心话题无关的消息掺杂其中，使得舆论充满“噪音”。

相比之下，“强调”类、“理性讨论”类和“信息分享”类消息所占的比例较少，说明以目标主体为核心的认同性舆论空间较小。总体来看，消息样本的构成情况显示，突发事件背景下微博舆论场大致可以被描述为“对抗性、充满噪音的情绪空间”。就性质而言，突发事件中的微博舆论距离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舆论”尚有一定的距离。在哈贝马斯看来，“只有在从事理性的讨论的公众存在的条件下”，公共舆论才得以形成。［5］显然，突发事件中的微博为公共舆论提供的成长空间仍然十分有限。

2.舆论参与主体

舆论主客体边界的模糊，是微博舆论传播的重要特性之一。由于具备独特的“加关注”功能，绝大多数舆论参与者都是以“双面人”的角色现身于微博舆论舞台的，即任何主体都有权决定自己成为什么样的舆论客体，同时又有可能在不自觉中扮演着舆论主体的角色。因此，在微博中，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舆论主体或客体，只有舆论参与主体。这在客观上造成的后果就是，对于身份比较明确的舆论参与主体（实名个人和实名组织机构）而言，为避免造成不良社会后果而有所顾忌，“较易形成模式化的行为方式”；而对于匿名个人来说，情形恰恰相反，他们“可能因规范性因素较少而显得比较‘超脱’”。［6］

因此，突发事件中的微博舆论参与主体在行为方式上存在结构化差异。消息样本发布主体属性特征的构成情况从某个角度验证了上述观点。如图3所示，550个消息样本的发布主体中，匿名主体共506人占92.0%，实名主体43人占7.8%，实名组织机构只有1家占0.2%.这表明，突发事件背景下的微博，是匿名主体的表现舞台，而绝大多数实名主体则因有所顾忌而选择沉默。匿名主体和实名主体的结构性失衡，令人不免联想到“沉默的螺旋”理论。

“沉默的螺旋可以是一个过程，一种新的、朝气蓬勃的舆论通过这一过程得到发展，或者原有舆论的内涵通过这一过程赖以扩散”，在大众传播时代，经由大众传媒和意见领袖的中介作用，沉默的螺旋“有助于促进社会一体化，保障基本行为和观念达到足够的一致水平”。［7］然而，突发事件中微博舆论所表现出来的情形却不容乐观，匿名和实名主体行为方式上的差异所产生的可能性后果，恰恰是在现实社会中占有话语权优势的实名主体，将因保持沉默而部分地失去“意见领袖”的地位，从而使得突发事件中的微博舆论更趋复杂并充满变数。

陳小島

.互动网络

虚拟空间中，互动网络既是主体间交流的纽带，又是消息传送的重要“生命线”，对于舆论的生成具有不可或缺的基础性意义。微博互动网络是典型的嵌套式网络结构，即处于互动网络中的每一个“节点”，同时又是大小不等、以自我为中心的“次生网络”。互动网络中主体的交流和消息的传递，不仅仅具有平面运动的特征，而且呈现出网络间立体互动的复杂性状。从这个意义上看，突发事件中微博舆论的生成网络，至少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①网络规模。即舆论在水平方向的分布规模，前文对消息样本构成情况的分析，所指涉的即为网络规模问题。同质性的消息越多，说明网络规模越大，特定性质的舆论在水平方向的覆盖面越广。②网络质量。即特定性质舆论的参与主体所拥有的“次生网络”的总体状况，也就是每一位舆论参与主体拥有的粉丝数的总体均值。总体均值越高，表示特定性质舆论的网络质量越高，这就意味着该性质舆论向“次生网络”垂直渗透的可能性越高，舆论的生命力也就越强。

消息样本的网络规模和网络质量情况如表4所示。总体来看，两起突发事件中，“质疑”类消息的网络规模较大（分别占消息样本总体的21.0%和26.8%），网络质量也较高（粉丝数总体均值分别为1251.33个和1203.73个）：“情绪宣泄”和“其他”类消息的网络规模较大，但网络质量较低（粉丝数总体均值均为700个以下）；而其余三类消息的网络规模较小，网络质量却相对较高（粉丝数总体均值均为1000个以上）。

因此，根据互动网络的规模和质量，突发事件中微博舆论可以被区分为4个不同的区间（图4），不同区间的舆论在覆盖面、生命力方面的特征有所差异。其中，区间ⅰ的舆论覆盖面较大、生命力较强，如“质疑”类消息所形成的舆论；区间ⅱ的舆论覆盖面较小，但生命力较强，“理性讨论”类和“强调”类消息所构成的舆论即属此类；区间ⅲ的舆论覆盖面大、但生命力较弱，比较典型的是“情绪宣泄”类和“其他”类消息所构成的舆论。

（三）突发事件中微博舆论的生成机制和主要模式

突发事件中微博舆论的特色，不仅仅体现于静态层面的消息、舆论参与主体和互动网络等构成要素所具备的特性，要素间动态的耦合机制同样值得关注。以下将尝试通过对动态层面要素组合方式的析理，展示突发事件中微博舆论的生成脉络和机理，提供更具普遍意义的一般化舆论图式。

1.突发事件中微博舆论的双层机制作用

在微博中，消息和舆论参与主体之间互为建构的动态关系，构成了突发事件中微博舆论聚合与裂变的基本动力。这种动态的关系主要表现为：舆论参与主体因规范意识不尽相同，发布的消息在性质上会呈现结构性差异；不同性质的消息又会向特定的目标主体自我聚合，形成性质各异的舆论“包围圈”。舆论参与主体－消息－目标主体的动态组合，构成了突发事件中微博舆论的基本生态链。

首先，舆论参与主体发布的消息在性质上存在结构性差异。如前所述，因规范意识不同，匿名主体成为突发事件中微博舆论的绝对主体力量。事实上，除了在构成比例上存在巨大落差外，匿名主体和实名主体所发布的消息在性质上同样也存在结构性差异。如表6所示，实名主体、匿名主体和实名组织机构所发布的消息在性质构成上差异显著（p =0.000）。消息样本中，实名组织机构发布的消息只有1条，因此，比较主要是在实名主体和匿名主体之间展开。

实名主体发布的消息中，“理性讨论”类消息所占的比例最高（30.2%），“情绪宣泄”类消息所占的比例最低（4.7%）；匿名主体发布消息的情形则几近相反，“情绪宣泄”类消息所占的比例最高（25.7%），而“理性讨论”类消息所占的比例为10.9%，仅高于“信息分享”类消息。结合前文分析结果，不难发现，实名主体在构成比例上处于劣势，而他们恰恰又是发布“理性讨论”类消息的主体力量。因此，以“理性讨论”类消息为主要支撑的公共舆论空间的逼仄自然也就在所难免。

其次，由消息自我聚合而成的舆论“包围圈”在性质上也有明显差异。前文对舆论分布形态的分析结果显示，目标主体与突发事件的相关度，是舆论集结的重要变量。其实，舆论的聚合与分化，不单体现于量的层面，以不同目标主体为中心的舆论“包围圈”在性质上也有所不同。如表5所示，事件关联方政务微博、媒体微博和相关领域名人微博作为不同的目标主体，三者所获评论（消息）性质分布上有显著的差异（p =0.000）。

其中，“抚州公安”和“广州公安”是“质疑”类消息分布较为密集的地带，二者所获评论（消息）中，“质疑”类消息分别达到了42.0%和33.0%，高于其他性质消息所占的比例：“每日头条”和“新周刊”则是“情绪宣泄”类消息的集中地带，分别占二者所获评论（消息）总量的35.0%和50.0%：“于建嵘”和“胡锡进”的微博则是“理性讨论”类消息的聚集群落，二者比例均为31.0%.由此可见，在目标主体和舆论性质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相关关系。事件关联方政务微博较易“身陷”以质疑为主要特征的舆论“包围圈”；媒体微博则容易成为情绪宣泄的主要场所；相关领域的名人微博的周边，则易产生以理性精神为主导的公共舆论。

综上所述，消息、舆论参与主体和目标主体三者之间的动态组合，呈现出突发事件中微博舆论生成的基本脉络：舆论参与主体和目标主体以消息为中介展开互动，形成性质各异的舆论“群落”。这是突发事件中微博舆论生成的第一层面。

此外，结合前文对互动网络的分析，可知承载不同性质舆论的互动网络在规模和质量上存在差异，舆论“群落”的覆盖面和生命力也有很大的不同，这又构成了突发事件中微博舆论生成的第二层面。由此可见，突发事件中微博舆论的生成，是双层作用机制的结果，如图5所示，在第一层面，舆论参与主体、消息和目标主体是关键变量，三者共同决定舆论的性质构成，属质的层面；第二层面，互动网络的网络规模和网络质量是关键变量，二者共同决定舆论的覆盖面和生命力，属量的层面。

陳小島

2.突发事件中微博舆论的主要生成模式

对突发事件中微博舆论生成作用机制的分析，使得在错综复杂的舆论中提取一般化的舆论图式有了清晰的思路。综合前文对样本微博和消息样本的分析结果，如图6所示，突发事件中的微博舆论，可以被整合为认同模式、协商模式、质疑模式、情绪模式和游离模式等5种可供参照的主要生成模式。这五种生成模式的分布态势，是以目标主体为圆心，按“中心－边缘”方式由内而外依次排列的，除情绪模式和游离模式之外，其余3种模式均处于以目标主体为圆心的同心圆之中。以下将结合前文分析对5种模式的主要特征作简要概括。

①认同模式。所谓认同模式，指的是目标主体对突发事件的态度和立场，受到舆论参与主体的广泛认同，并形成同质化的舆论空间。在前文分析中，“强调”类性质消息的聚合过程即属于该模式。认同模式的特别之处在于，舆论参与主体中的绝大部分人，不管是实名主体还是匿名主体，都是目标主体的忠实“粉丝”。这些舆论参与主体所形成的“小圈子”，在不同情况下，都会积极拥趸目标主体的言论，因此最具稳定性。总体来看，认同模式下生成的舆论具有网络规模小、网络质量较高的特征。

②协商模式。即舆论参与主体在一定程度上认同目标主体对突发事件的态度和立场，但同时也基于自身的立场和态度，提出建设性建议或意见。与认同模式有所不同，协商模式中的目标主体多为相关领域的意见领袖，而舆论参与主体中的绝大部分则是实名主体，舆论的性质和意义往往在良性的互动和交流中得到提升，并由此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舆论”。本文论及的“理性讨论”类消息聚合的过程即属于该模式。不过，由于实名主体在突发事件微博舆论中属于“稀缺资源”，该模式下生成的舆论同样也具有网络规模小、网络质量高的特征。

③质疑模式。即舆论参与主体所持的立场和态度完全与目标主体背道而驰，表现为对目标主体或目标主体发布的消息提出质疑，是一种具有反弹性质的舆论生成模式。该模式中，目标主体较为明确，主要是突发事件关联方的政务微博，而舆论参与主体同时包括实名主体和匿名主体两种类型。总体来看，该模式下生成的舆论具有网络规模较大、网络规模较高的特征，属于突发事件中微博舆论的主流模式。

上述三类模式的共同之处在于，目标主体发布的消息在舆论的形成过程中具有中心性地位，舆论生成的基础，是典型的焦点互动，即“人们积极有效地在某一时间里集中感觉和视觉的注意力于某一焦点时”所发生的互动关系。［8］总体来看，基于焦点互动的舆论生成模式，中心话题比较确定，网络质量较高，因此具有可预见性、可控性的特征。

④情绪模式。即舆论生成的主导力量是人们的情绪发泄。与质疑模式相似的是，它也是一种具有反弹性质的舆论生成模式。所不同的是，情绪模式的矛头所指，并非目标主体或目标主体发布的消息，而是以突发事件关联的政府机构为主。该模式中的目标主体主要是媒体微博，而舆论参与主体则多为匿名主体。

⑤游离模式。所谓游离模式，指的是舆论参与主体对目标主体发布的消息置之不理，自行确立话题。本文所论及的“其他”类消息的聚合过程即属于此类模式。该模式在突发事件舆论中占有一定的份量，舆论参与主体中，既有实名主体又有匿名主体。

如图6所示，情绪模式和游离模式同处于以目标主体为圆心的同心圆之外。

两者具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两种模式下生成的舆论空间，具有话题多样性、弥散性和不可知性的特征；目标主体发布的消息形同虚设，被置于可有可无的境地，等等。不同之处在于，情绪模式是突发事件的衍生物，它属于突发事件直接引发的一种舆论生成模式。而游离模式则与突发事件的关联性不大，比如，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私聊”，或利用目标主体的网络进行营销活动，等等。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游离模式下生成的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舆论空间，更像是突发事件微博舆论的“噪音”。从实证分析的结果来看，上述两者的网络规模都比较大、覆盖面较广，尤其是情绪模式下生成的舆论，具有较强的破坏力，因而不可等闲视之。

三、简短的讨论

从某种程度上说，突发事件微博舆论的勃兴，是技术变迁背景下社会舆论场发展的必然趋势。由于低准入门槛、高效率互动的技术优势，微博的出现为突发事件舆论提供了成长的“飞地”。借助于微博，更多的普通草根获得了对突发事件相关信息的“编辑权”，多样化的信息随时有可能在高效运作的互动网络中被整合、放大为强烈的舆论“冲击波”。所谓“编辑权”，是指参与者不经过审查就可以发布自己的信息或者对现有信息进行再阐释。［9］比如，在突发事件中，参与主体可以即时地以文字或者多媒体形式，将突发事件现场所发生的事件或相关观点，即时分享给其他参与主体。这种分享实践可以灵活而低成本地配合人们的集体行动，“在过去，少数动力十足的人和几乎没有动力的大众一起行动，通常导致令人沮丧的结果。……

而现在，有高度积极性的那些人能够轻易地创造一个环境，让那些不那么积极的人不必成为激进分子而能同样发挥作用。“［10］由于突发事件牵动社会敏感神经的特性，更容易成为普通草根集体行动的”机遇“而被充分利用。由此可见，微博时代的突发事件舆论将变得更加频繁且更具冲击力。

相比于舆论生成的迅猛态势，突发事件微博舆论的引导却显得困难重重。如前分析所述，由于突发事件微博舆论具有向目标主体近距离自发聚合的特性，以突发事件关联方政务微博为代表的舆论引导主体将失去“防火墙”的保护，不得不从幕后走向台前，直接面对舆论构筑而成的“包围圈”，这无疑是对各级政府组织舆论应激能力的重大考验。此外，“当一种通信手段变得越来越普及和为人所熟悉，实时的协调也将越来越多地取代事件的安排，而群体的反应将越发难以预计”。

［11］面对突发事件微博舆论日益增加的不确定性，长期以来形成的、被认为是行之有效的舆论引导方式方法，极有可能在多变的舆论中“失灵”。更为重要的是，受地位、规范、程序的诸多限制，政府、媒体和意见领袖的能量难以迅速聚合和充分释放，舆论引导也将因此而显得相对迟缓和孱弱。由上可知，突发事件中微博舆论生成和舆论引导力量之间的非对称态势是显而易见的。如何在充分了解和把握突发事件中微博舆论生成的规律性特征基础之上，扭转和改善舆论引导的被动局面，将有待于人们进一步探讨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