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各地媒体对增城新塘大敦村6.11报道的综述

lujunfei

南方媒体今天发布本省最高领导人访欧归来后的最新指示——“加强社会建设为广东当务之急”。根据这篇广东省委机关报头版重点呈现的通稿，汪洋在与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座谈时，强调“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省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辉煌成就，但在社会建设上还有很多薄弱环节，如果不注意解决这方面的突出问题，就会影响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会影响广东的长远发展。”

上周四，《南方都市报》也已经从长篇调研稿中撷取最后一段作为重点，在内版播报了广州市长万庆良谈完“数字家庭提升生活品质”之后的社会管理心得：“高度重视维稳工作，吸取增城新塘镇‘6•11’事件的经验教训，切实把不稳定因素解决在当地、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维护好群众利益，增强广大居民、特别是外来人口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不过，在《瞭望》看来，事情还不是简单地用一句“加强外来人口管理”可以对付。这份中共中央机关刊周末载文，集合分析增城和此前的潮州古巷冲突，开门见山：“在一些东南沿海乡镇，外来工与本地人发生群体性摩擦、冲突的频率明显加快。在这些发达乡镇，外地人与本地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公共福利差距，一些地方政府和本地居民对外来工的制度歧视、意识歧视、管理歧视和生活歧视，使一些‘外地人’开始萌发群体性对立情绪。”

据其分析，这些摩擦、冲突，“无直接利益”的特性更加明显：“参与冲突者，跟受害当事人毫无关系；有人明确表示：本来不关我事，就是想泄愤，至于以什么为借口已经无所谓了。甚至，一些事件起因的当事人出来辟谣，证明自己没有被打死打伤，反而也遭到闹事者的围攻、打骂”。

在列举本地人“令人眼红的优越生活”和外来工“无家无恒产”之间的族群鸿沟后，文章更描述了长三角、珠三角发达乡镇的一幕经典情景：“外来工们白天上班，晚上下班后出来找‘热闹’……直接参与与本地人的摩擦冲突，或者围观、掠阵的人员中，年轻人是主流，刺激、好玩、兴奋、泄愤，是他们的群体性心态。有外来工告诉记者，看到有纠纷、有人聚集，就很兴奋，上街看打砸、看烧车很过瘾，‘因为平时太无聊了，难得有如此劲爆的场面，感觉像拍电视剧一样，很兴奋，也很好玩。’”

对已经不再为《南方周末》工作的评论员笑蜀来说，选择在《东方早报》发表《新塘镇之乱是未来社会危机的预警》，或许更能畅所欲言。在6月17日所刊的文章中，笑蜀首先说明，最近确有两篇旧文在微博上被反复提到，“一篇是独立学者莫之许2006年的旧文《即将到来的城市内战》；一篇是我2007年的旧文《我所恐惧的城乡战争》。

人们旧话重提，显然是因为刚刚发生的潮州之乱和新塘之乱。它们都带有族群冲突的特征，即外来民工与城市土著居民冲突的特征，似乎被知识界如莫之许和我之类的乌鸦嘴不幸言中。”紧接着，笑蜀认定其间最有价值的断言就是“经济收缩必然引爆流民危机”，因为增城新塘之乱正是源自牛仔裤生产线停工一半。

这篇得到凤凰网重点推介的文章认为过去20年的中国盛世只不过是“以巨大社会风险来换取的”，“种种社会矛盾和冲突，都以天价维稳强行压制下去，不使其有任何露头的机会。”而现在，一旦经济上出现短板，千千万万“充满挫败感”的失业农民工，马上就会汇入到流民、游民队伍之中，“在此意义上，新塘之乱毋宁说是再明显不过的一次预警。”

这同样是《经济观察报》之视角。以“新塘的淡季”命题，这份周报在引用《人民日报》此前那篇呼吁“不同人群和谐共处”的评论时，亦分析认为“该起聚众滋事事件与当地经济状况、用工矛盾与村级管理等问题密切相关”：“淡季持续了快两个月。年轻的工人从早8点到晚11点的工作中突然‘解放’出来，在炎热的夏天里无所事事。如果要为这种愁闷的情绪找一个出口，很大几率就是与治安队之间的摩擦。”

为什么是治安队？《东方早报》在昨天尝试给出答案。客观上，在增城事件中，这份上海报纸担当了过去原本常由《南方都市报》们扮演的异地监督角色（曾有业界传闻称，这其实源自上海宣传官员对广东的报复性部署）。

该报多达三个整版的组合报道，以“棍棒下20年的治安积怨”点明增城打砸烧事件之弊。在详解“大敦村8万外地人长期遭受当地40人治保队粗暴执法与乱罚款”，以及“事发当晚治保队长被指叫嚣‘打死一个外地人也就50万’激发怨气”时，编辑们给出摘要：“‘治保队’主要由当地村民组成。

外地人老板交着巨额房租与治保费，打工仔为当地带来了人口红利，但在他们眼中，治保队员‘就是一群挥舞棍棒的土匪’，治安队还制定了一套‘大敦村规则’，并借故疯狂地敛财。政府在抓‘造谣者’与打砸烧嫌犯；民众却在热论打砸烧背后的原因。不过，答案似乎并不复杂，大敦村的外地人与部分本地人一致认为：治保队，太不得人心了。”

在附加的三位学者访谈中，《东方早报》重点记录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桑玉成观点，“不能认为外来人口就要惹事”：“社会管理最重要的思路，恰恰不是需要政府把社会管全，而是需要政府扶持社会自组织的发育和成长，以不断提高社会的自治能力，使国民共同承担维系良好社会秩序和稳定的责任。”

同于昨日就增城骚乱发表观点的还有《环球时报》，明示“户籍福利，发达城镇应坚决稀释”。在举例说明“一年分几十万”的户籍人口福利后，文章沿用《瞭望》的判断，承认“让外来人口‘融入’当地已成为伪命题，因为外来人口已经在那里成为主体”，然后强调“这样的二元结构已经成为东南沿海一些地方的‘定时炸弹’，成为中国社会当前追求公平浪潮最先遭遇的突出围堰”。

根据这份近来时常切入内政话题的报纸所言，虽然打破沿海城镇二元结构有一定社会风险，“但不做调整，未来的社会风险只会更大”，当地政府应抓紧试点形成政策，“主动建立一个与国家改革方向相一致的社会新管理形态，而非原地打转的一次次爆裂。”

可惜，事发当地官方的一个户籍善后政策也正引发争议。《增城日报》周日刊出警方公告，呼吁市民积极提供此次聚集滋事事件的犯罪线索，其中明确写到，“举报者为外来务工人员，成绩突出的，可获‘优秀外来工’称号，给予迁入增城户口。”《新京报》昨即刊文点评，“户籍制度门槛本身就是激化社会矛盾的潜在因素之一，在一些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关系不太和谐的地方，用户籍奖励举报者无疑有‘伤口撒盐’的效果，如果还想将之用于‘化解’矛盾，恰恰是南辕北辙。”

一番报道讨论之后，户籍改革的老话题也重新找到支撑点。《京华时报》今正发表头条时评，吁请“户籍不应成为制约外来者砝码”：“我们应当朝着撤掉樊篱而努力，逐步削减户籍在社会管理中的权重，而代之以新型的社会管理方法；逐步减少户籍上附着的利益，而代之以新型的调动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利益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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