订单城市:城市二元结构失衡爆发的增城市新塘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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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社会问题，特别是突发事件，我们往往急于下结论而不是仔细分析。下结论，就好比找一个果篮，把问题装起来。“你看，问题已经找到了”；而过程分析则须先弄清烂苹果到底有多少，烂到了什么程度，为什么会烂。逻辑上，应该先分析后下结论，但现实生活中却相反。甚至，只下结论，找个框就万事大吉。

　　城市二元结构，就是这么一个框。接连发生在南方的人际摩擦事件，看起来很适合、事实上也已经被装进这个框里。地方政府事后能够反躬自省，是民众之福，更是现代政治的基本要求。但不以详尽分析为基础的结论往往会误导我们。被混淆，甚至被遮蔽的问题难以得到彻底解决。

　　以广州增城事件为例。这起呈现为外地人与本地人群体冲突的事件，是不是城市二元结构失衡爆发的结果？是什么样的二元结构导致的？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城市”问题？要用城市二元结构这个框去套增城事件，这些疑问是避不开的。

　　广州增城事件发生于新塘镇。和广东的其他地方一样，这是一座在二三十年间快速发展起来的工业化城镇。新塘以生产牛仔裤闻名于世。这里生活着40多万人，有上百家大企业，年产值数以百亿计。新塘在行政区划上只是一个镇，但无论是人口数量，还是工业规模，与一些省份的地级中等城市不相上下。

　　抛开这些被量化的指标，新塘镇，这个由大马路、楼房、工厂、打工仔拥塞而成的地方，对生活其间的人来说，只是一个谋生的所在。对占新塘人口一半以上的非本地户籍的“外地人”来说更是如此。古人逐水草而居渐成村落，现代人是逐生产流水线而居的。对于像新塘这样因gdp而生，为订单而存在的聚居区，是不是可以称之为“城市”，我是不无疑虑的。对如同候鸟般迁徙的打工仔，这里厂房是有的，但没有可以称为家的东西。

　　这一点，在增城事件的源发地大敦村尤为明显。据新闻报道，增城事件起因于大敦村治保队的一次街头“执法”。在这个村居住的87000人中，有超过8万的外地务工者。治保队在这里非法“执法”了20多年。这个数万人的聚居点，在我看来，更像是一个被封闭起来的超级加工厂。在这里，如果说存在二元结构的话，二元对立的是生产流水线与劳动力，是资本和苦力，是老板和打工仔，是地主和雇工。

　　这不是我所理解的城市，这里没有人之为人的生活空间。增城事件或许只是偶发的个案，因其地域性而显得有些特别。但像增城这样，一味追求经济发展而背离人存在价值的订单城市却并不少见。随着沿海劳动力成本抬升，订单加工业大举内迁，新塘大敦正在成为被复制的模子。

　　增城，其实是一个缩影，从中可以窥见过去30多年逐渐成为世界加工厂的中国的发展历程。城市化过程中人的消失，不是我们搞发展的初衷。增城事件给这种超级加工厂的发展模式敲响了一记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