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广州不收回增城、从化的自主权,我担心增城会变成单一发展房地产的场所,而不会成长为知识经济带,这次撤市设区有没有作用,留待十年后再评说。”“虽然独立的市具有独立的财政权,土地可以拍卖,撤市设区后需要纳入到全市来,但卖地的钱市区分成可能不会有太多变化。真正的区别是,省代管的市有很大不确定性,改成区之后,可以消除不确定性,有利于社会投资。” 增城从化撤市设区、黄埔萝岗合并,2014年年初市政府一纸文件,让广州市辖区的版图再次更新,经过了2000年以来向南向北扩张之后,这一次广州选择了向东伸展。从2000年以来,城市化和经济全球化两大动力就像阳光和雨露一样,驱使着广州不断加速生长,而这一生长的过程外在表现就是城市空间的急速膨胀和城市经济实力的大步跳跃。 为了适应这种巨变,行政权力在过去十多年中也在不断调整内部的行政层级和架构,区划调整由此应运而生:2000年番禺花都撤市设区,2005年东山越秀、荔湾芳村合并,另设南沙区和萝岗区,2012年南沙成为国家新区。在十多年区划调整中,广州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如何通过观照过去的区划调整历程,让这一次增城从化、黄埔萝岗的区域变革更加平稳、更加有效?带着这些问题,近日南都记者专访了省规划院总工程师马向明。 作为规划专家,马向明不仅见证了新世纪以来广州所有的区划调整,更亲自参与了2000年广州战略规划研讨,他同时还是广州市规划委员会的委员,几乎每个月都出席广州市的规委会,对广州每个地块、每个区域的规划调整进行审议,这些经历也使得他能同时兼顾战略上的宏观视野和战术上的微观诊断,从而对这次区划调整有更为深入和独到的思考。 总结过去十年:广州城市空间打破单一中心仍需时间 记者:你参与过2000年那一轮广州战略规划的编制,从2000年番禺、花都撤市设区开始,广州实施了一系列区划调整,2005年东山越秀合并,荔湾芳村合并,另设南沙区和萝岗区,最近一次将是增城从化撤市设区,在您看来,这些区划调整的背景是什么?市政府想通过这种区划调整解决什么问题? 马向明(以下简称“马”):珠三角城市这些行政区划调整要回到当时的历史脉络去看,我们知道珠三角的发展期正好是中国改革开放期,当时最大的改革是放权,是去管制化,中央对广东的放权,广东省把权力下放到市,有的下放到镇,权力下放的最大好处是它的决策更贴近市场实际的需求,所以放权后,珠三角的村镇就迅速抓住了国外资本转移的趋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发展最快的地区就是东莞、南海、番禺,在大城市的边缘、外围地区,这是一种村镇的城市化、工业化方式,它们的增长方式很清楚,就是依靠低成本的生产要素推动增长。 另一方面,上世纪80年代末深圳的土地改革形成了城市化动力,政府通过土地出让兑现资本,获得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然后进行高标准配置,建园区、建新城,这是上世纪90年代成长出来的另外一种方式,这种方式目前来看效率更高,吸纳产业,税收能力,建设水平都比村镇型的城市化更高。 这就是省委书记胡春华曾提出的观点,珠三角城市化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自上而下的城市驱动,一种是自下而上的乡镇为主体形态,为什么进行行政区划调整?就是因为两种发展方式在空间地域上有矛盾,两种模式在争空间。如果不调整,2000年的时候番禺就按村镇的方式发展,调整以后按城市发展,这是两种城市化方式的不同。 如果番禺不调,大石很可能变成新塘 记者:距离2000年区划调整已经十多年,现在可以做个阶段总结了。中山大学袁奇峰教授曾有一段话点评过去区划调整带来的后遗症:2000年以来广州的空间拓展是以产业的拓展为前提,这样城市在对外时产生各个功能单一的新区,城市发展的多组团出现了,但多中心没有实现,这个结果就导致了生活服务功能缺失,你认不认同这种观点? 马向明:放回上世纪90年代的宏观背景下,确实如果番禺不设区,可能不会像现在这样功能相对单一,会成为相对独立的综合功能区,行政部门会借助机会聚集各种功能,包括产业、人口、房地产,功能会更综合,这个我同意,但我的问题是,这种独立质量如何?如果番禺不调,我觉得大石的结局很可能像增城新塘,一堆产业工厂在那里,产生像新塘一样的社会管理问题,我觉得珠三角村镇这一级档次不高的东西太多了,像香港保留一个九龙城寨还不错,但整个城市是九龙城寨那成什么了?至于城市多中心的建设,珠江新城的建设需要二十多年,现在番禺才十几年,时间还早,对历史的评估需要一定的时间跨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