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贩子被增城法院判死刑后 可惜法律的制裁没能换来被拐儿子的出现

申军良陷入了矛盾中，他看那家的孩子生活条件优越，房里摆着一架钢琴，“我儿子就应该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他又开始担心起，儿子真的回来了，能不能融进自己这个家里。申军良最后还是联系了警方，dna检测出来，这个孩子不是申聪。张维平被捕后曾交代，9起拐卖儿童案均通过一个叫“梅姨”的中间人完成交易。2017年6月中旬，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向社会发布征集线索的通报，公开了“梅姨”的模拟画像。

“梅姨”的真实姓名不详，现年约65岁左右，身高1.5米，会讲粤语和客家话，曾长期在增城、韶关新丰地区活动。除此之外，再无更多有效信息。办案民警曾带张维平在紫金县找到“梅姨”的前男友。该彭姓男子称，他十二年前曾与一名50岁的妇女交往，六年前就没有联系了。据其称，该女子叫番冬梅。可在公安信息网查询，没有相关年龄范围的同名女子。

“梅姨”至今没有归案，找不到她，也就意味无法找到孩子的“买家”。目前，警方正在根据接触过“梅姨”的人员描述，重新进行模拟画像。孩子一直没有消息，几年的寻找下来，申军良自己成了“寻人专家”。找人时，有了一套自己的技巧。周容平未到案时，申军良发现自己的一个朋友和周的老乡是同事，申军良经常把钱给朋友，让他请周的老乡吃饭，借机打探周容平的消息。

他也学会了分辨各种线索的真伪，当有人告知关于孩子的消息，申军良通常会先去看看孩子长相、家长的情况，然后把家庭的详细情况记下来交给警方。有人打来电话，说遇到个问路的人，感觉很像梅姨。申军良仔细分析后说：“应该不是她，她对那块很熟，不至于要问路。

2018年12月28日，广州中院对此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当日法院判处张维平、周容平死刑，陈寿碧有期徒刑十年，另两名涉案人员杨朝平和刘正洪判处无期徒刑。这和申军良期待的结果多少有些差距，他认为陈寿碧不是她自己所说的“从犯”，而是主犯。当初周容平、陈寿碧夫妻住在申军良一家的斜对面，两人多次找机会跟申聪接触。申军良表示，接下来他将申请检察院提出抗诉。

他也有别的担心，周容平和张维平什么时候会被执行死刑？能不能等到找到孩子以后？如果他们死了，找到梅姨后，谁能指认？”申军良也没把判决结果告诉妻子，于晓莉在事情发生之后遭受了很大打击，前年11月，她才重新找了份打扫卫生的工作，这份工作也是家里目前主要的经济来源。申军良家现在住在济南，屋里空荡荡的，几张椅子是从楼下捡来的，柜子上放着两台笨重的旧式电视机，“电视是二手的，孩子们也不怎么看。”

身边两个孩子的衣服都是路边摊上买的，冬天的棉袄不超过50块，更没什么玩具。申军良感叹，“亏欠他们的太多了。”一家人从2009年就租住在这里，那时候的租金是每个月600块，房东了解这个家庭的情况，这么多年没怎么涨过价。之前申军良父母住在这里的时候，客厅里挂张帘子，隔出来的部分就成了他们的卧室。听说房东有卖房子的意向，申军良恳求房东，“你不要卖了，如果卖了我们一家人搬都没地方搬啊。”

申聪的弟弟们出生后，一家人对孩子的安全问题都特别警惕。刚开始，于晓莉的神经很敏感，每天把自己和孩子关在房间里。申军良说，自己的父母和妻子对两个孩子几乎寸步不离，孩子刚学会说话时，家里人就反复教给他们家人的联系方式、父母的名字、家里的地址。前阵子申军良看到一条新闻，几个人在抢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男孩拼命呼救挣扎，引起了路人的注意并报了警，后来警方抓住了人贩子。申军良把这段视频反复播放给两个孩子看，教他们遇到这样的情况一定要大声呼救。

交给专业的机构可能比自己孤军奋战更有效

申军良有时候会想，如果申聪长大了，现在应该也是15岁的小伙子了，他可能上了初中，正为成绩或者暗恋的姑娘烦恼。关于申聪实实在在的记忆，只有襁褓中那段短暂的时光。申军良回忆，有一次儿子哭得很厉害，抱着申军良，哭湿了整个肩头。“这么多年了，他再哭的时候，还会有人抱抱他么？”

据悉，“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理事长张宝艳也曾帮助过申军良寻找儿子。在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她表示，希望被拐儿童的家长们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因为她曾经遇到过孩子回来时家长却已经不在了的案例。她也希望家长过好自己的生活，“如果孩子的买家家庭条件比较优越，而亲生父母的家庭相对贫困，孩子可能不愿意回来。”

在寻找孩子方面，张宝艳建议家长如果得到关于孩子的线索，交给专业的机构可能比自己孤军奋战更有效。“申军良现在的情况比较明确，买家的范围已经缩小到了一个县。但是有的家长如果在全国各地盲目地寻找，往往会拖垮了自己的身体和家里的经济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