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增城南部军民的泣血革命史

         增城沦陷后，县政府搬迁到增北山区的东洞，管辖范围仅有北部派潭、正果和福和部分地区，小楼以南的广大地区都成为沦陷区。日军在广增公路和广九铁路沿线建立了一系列据点。增南地区的日军据点有石滩、仙村、白石、塘美、新塘等。斗争形势越来越险恶。 11月，两个中共支部联合推举阮海天到东莞找中心县委汇报请示。中心县委决定：两个支部合并，由阮文（当时在常备队任文书职务）任书记（后来实际由阮海天负责），阮海天负责军事工作，杨步尧负责部队政治工作。县委还强调武装斗争要与群众工作密切结合；鉴于部队正处在成长过程，强调军事上主要是积极学习摸索。 　
　

　　    阮海天回来后，雅瑶常备队并入三区常备队，队员增加到110多人，以竹园涌和雅瑶为基地，继续展开打击日军的斗争。在11、12两个月，进行过大小战斗多次。先是主动出击夜袭塘美火车站的日军兵营。不料狡猾的日军怕我夜袭已于白天撤走。常备队破坏了车站的一些设施，拿走了一些铁路器材。第二天晚上，常备队利用这些铁路器材，破坏了附近的铁路桥梁；以后还多次出动破坏铁路和桥梁，造成敌人交通运输的困难。后来，部队又转到石滩附近活动，不断地骚扰和打击日军。鉴于竹园涌和雅瑶离日军据点仙村、白石、塘美仅二三公里，受敌威胁太大，为利于保存自己，常备队的活动基地逐步从铁路沿线的平原区转向离日军据点较远的岳湖、招步一带的丘陵区。

　　       三区常备队英勇抗击入侵日军的斗争，极大地鼓舞了当地的人民群众。部队所到之处，群众热情接待食宿，替部队送信送情报，各乡村也积极为部队筹粮、筹经费补充枪枝弹药。在三区常备队的影响和推动下，广九铁路沿线许多村庄先后组织起群众武装抗击日本侵略军。常备队政训员杨步尧和军事教官肖汉到白湖庄，动员该乡乡长罗洛书起来抗日，并介绍了打游击的方法。几天后，日军大队人马来犯白湖庄，罗洛书带领村民数百人拿起武器抵抗，激战竟日，打死日军多名，敌被迫撤退。当日军侵占新塘地区时，群众也起来主动抗击侵略者，新塘镇的武装群众曾击毙敌一名骑兵头目。西洲村的群众打死了来村骚扰的一批日军，其中包括一名中佐军官。随后，新塘、西洲都遭到日军的残酷报复。

　　     三区常备队的战斗也大大地威慑了敌人，使日军在占领区建立伪政权和汉奸组织维持会陷于难产，有的推迟了三四个月，有的甚至半年之后才勉强出笼。这在一定时间和某种程度上减轻沦陷区人民群众的痛苦。1938年冬，三区常备队引导增城县长周东及其所属的社训总队到沦陷区雅瑶、岳湖、招步一带活动了几天。常备队的行动对他们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周东对常备队坚持敌后武装斗争的行动和精神表示钦佩。其后县政府筹了一些经费发给常备队，表示支持。

　　       到了1939年，由于日伪强化对沦陷区的统治，常备队留在原地活动有困难，尤其是部队的给养难以解决。阮海天在与单容沛商量后并经中共支部同意把部队拉到增城、博罗交界处的联和、福田、三江一带活动，并取得“六十三军随军杀敌队独立中队”番号，由单容沛任中队长，阮海天任副中队长。部队配合驻防增、博地区的六十三军独九旅六二六团二营进行了三次战斗：第一次是夜袭日军的罗岗村据点；第二次是在增江河截击日军从广州经石滩到增城的军用运输船队；第三次是袭击占据增城县城的日军。这些战斗都狠狠打击了敌人，鼓舞了士气，提高了常备队在群众中的威望。当常备队转移去增博边境时，杨步尧与肖汉因病未能随队，留敌后雅瑶附近养病。病愈后仍在雅瑶一带组织游击小组活动。肖汉不幸于1939年10月在沈园村活动时被日军逮捕，在新塘英勇就义。

　　        1939年春，增城的中共党组织转属中共博罗县委领导。党很关怀这支在战斗中成长起来的人民抗日武装，先后派出曾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过的谢阳光、赵学超、郭大同到该队帮助进行整顿，加强了队伍建设。1939年4月，这支近80人的队伍，奉中共东江特委命令，在阮海天率领下，带上两挺机枪和一批武器装备，开赶东莞，编入王作尧大队，正式番号为“第四战区第四游击纵队直辖第二大队第三中队”，成为以后中共领导的东江纵队三个组成部分之一。

　         　增城县第三区常备队是抗战初期，由中国共产党组建的，以国共合作形式出现的第一支增城人民抗日武装。它在增城沦陷时打响了人民武装反对日本侵略的第一枪。这支人民武装凭着高度的抗日救国的政治热忱，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屡次英勇顽强地抗击着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强大的日本侵略军，给侵略者以应有的惩罚。三区常备队的光辉业绩，永远铭记在增城人民的革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