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稳定的宏观政治环境下,清政府政策上鼓励拓垦山地以发展经济。广州一口通商的政策,也促进了广州府、广东乃至整个岭南经济的快速发展。在这些宏观政策同时影响下增城广府族群和客家族群的经济水平不断增强,广府和客家聚落扩展的能力和动力均显著提升。微观因素包括增城土地资源限制及客家人口增长使得聚落人口稠密达到饱和状态,促进部分客家聚落内部的分裂。但客家向资源条件较好的南部扩展仍然受到广府聚落的制约。客家在清政府拓垦山区政策的激励下,形成进一步深耕山区的动力。部分宗姓后代围绕祖祠就近开基,产生新的和小的聚落从而实现客家向周边进一步扩展,并对北部广府聚落形成替换之势。 客家聚落经历裂变和扩展,新的客家聚落进一步成长。客家聚落人口持续增长,土地资源与人口矛盾则更加紧张,使得山区的资源劣势进一步凸显出来。但因客家的经济实力及其在增城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都得到提高,客家开始以经济条件来换取生存和发展空间。一种扩展方式是客家人基于宗亲血缘关系,通过经济援助广府同姓人来获取原广府生产生活的场所,替换广府而完成客家聚落拓展。 另一种方式是直接支付现金,通过购买广府房产替换广府人完成客家聚落的扩展。这种聚落演进形式的根本动力是部分客家人经济实力强于一些广府人。其次是广府与客家在文化、经济和社会关系等方面实现了深度融合,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实现了客家对土著的替换,推动客家聚落在广府地区持续演进。 4.结论与讨论 (1)相同姓氏、相同族群和相同籍贯是客家选址稳定且积极发展的因素,客家聚落选址与距主要河流距离及高程呈正相关关系,与迁出地距离呈负相关关系。其中相同的血缘姓氏、共同的来源地和共同的客家族群来源综合而形成的身份认同是影响客家集聚的稳定性因素。客家聚落选址聚族而居,通过血缘关系保持宗族的凝聚力。 地理空间距离的影响使得客家聚落更加靠近客家主要来源地的粤东北和粤北,因而增城客家聚落越往南越少。国内外部分学者认为客家人喜山[40,41],通过条件logit分析发现,总体而言客家聚落逐渐向占据优势地理资源的广府聚落推进,即具有由北向南部发展的路径。同时,在小范围内,尤其是北部地区条件相对较好的广府聚落也有被客家聚落部分替代的趋势,这也说明客家并非真正的喜山住民。 (2)增城客家聚落演进经历了雏形期、形成期、稳定发展期和兴盛期。明代中晚期客家迁入增城北部一带形成少量村庄,显现客家居北的分布格局雏形。顺治至乾隆年间是客家人入迁增城的高潮阶段,客家聚落已占有四分之一的比例。从空间分布来看,乾隆年间客家村已遍布增城中部和北部,达至最南界,客家在增城的空间分布格局基本定型。 乾隆至嘉庆年间是增城客家进入稳定发展时期,主要表现在村落数量规模和社会地位的提升,此时客家村落总量已远超过乾隆年间,客家参与增城事务能力增强。嘉庆之后增城整体上人口总量和村落数量快速增长,但迁入的客家占比不大。在嘉庆之后增城客家以自然增长为主,并达到兴盛。 (3)客家人播迁、客家聚落经历数代裂变和客家替换土著是推动客家聚落持续演进的主要动力。整体来说,明清时期增城客家处于不断演进的过程。主要表现在聚落形成形式由初级到高级,客家移民聚落产生由北而南和由高而低动态扩展趋势,聚落数量由少至多不断增大三个方面。前期客家聚落播迁形成形式包括替换广府村落形成和迁入新开基形成,裂变式聚落是客家聚落发展和规模增长的主要形式。 后期客家经济实力增强,通过购买广府人房产或经济援助广府人等形式实现向条件较好盆地和河谷中心拓展,进而替换广府形成客家聚落,不断地推动客家聚落持续演进。通过研究发现,客家聚落与一般的乡村聚落发展历程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主要表现为客家对广府聚落的替换。初期的客家聚落通过两种形式产生,一种方式是通过迁入未开垦的山区建设新的村落,一种方式是迁入广府地区被战乱破坏的村庄,替换广府人形成客家村落。 在客家聚落发展的过程中,客家聚落与一般农村聚落发展规律也存在差异。客家不但实现了与广府聚落相互融合共同发展,而且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实现了客家对广府聚落的替换。本文通过历史数据模型、实地调研和利用方志文献资料,深化了客家乡村聚落演化和人地关系的研究,对聚落地理学的历史研究具有一定学术价值。 参考文献(略) (全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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