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浮山怪石嶙峋 与传说中的昆仑县圃层城无异 故分番禺县为二 另设"增城县”

从《康熙字典》的解释可以看出，“层”通“曾”，“曾”通“层”又通“增”，“增”通“层”又通“曾”。也就是说，古时“层”“曾”“增”三字相通。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一《河水》引《昆仑说》：“昆仑之山三级：下曰樊桐，一名板桐；二曰县圃，一名阆风；上曰层城，一名天庭，是谓太帝之居。”南朝梁沈约所撰《宋书》卷38《州郡志四》记载南海郡领有番禺、增城、博罗等县,并称:“增城令，前汉无，后汉有。”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岭南道广州》记载：“增城本汉番禺县地，后汉于此置增城县。按昆仑山上有阆风、增城，盖取美名也。”北宋乐史所撰《太平寰宇记》记载：“汉番禺县地，吴黄武中于此置东(官)郡而立增城县，因增江为名。”由此可知，北宋乐史认为增城县名始自三国时代，似不可信。很显然，时代越早的记载，其可信度越大，这是毋庸置疑的。

南朝人陶弘景，字通明，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是道教重要派别上清派的传承者。南朝齐武帝永明十年（公元492年），他上表辞官，退隐江苏句曲山（茅山），时年三十七岁。梁武帝早年与陶弘景交往甚密，武帝即位后，国号未定，陶弘景引诸谶记，皆成“梁”字，于是上书武帝，武帝遂立国号为梁。国家每遇大事，无不前往咨询，故陶弘景其实是梁武帝的“山中宰相”。

陶弘景《真诰》卷之十二有如下记载：云北河司命，顷阙无人，昔以桃俊兼之耳。俊似钱唐人，少为郡干佐（笔者注：谓主管某项事务的辅佐官员），未负笈到太学受业，明经术灾异，晚为交阯太守。汉末弃世入增城山中学道，遇东郭幼平。幼平秦时人，久隐增城，得道者也。幼平教俊服九精炼气、辅星存心之术，俊修之道成，今在洞中，兼北河司命，主水官之考罚，此位虽隶定录，其实受事于东华宫中节度。桃俊字翁仲者也。《汉书》无此事，今冢在钱唐临平，坟坛历然，苗裔犹存。近时闻鼙角之响，故人不敢侵毁之，皆知呼为桃司命冢。

宋《太平御览》引《太清真人内传》及《名山记》所载“罗浮山，洞周五百里，在会稽南，行三十里，其山绝高，葛洪解化处。《真诰》谓之增城山”。此段引文末句——《真诰》谓之增城山，实指——汉末弃世入增城山中学道——这一句。仔细玩味这句话，就会发现“增城山”三字其实并不能连属，这句话的本意是：汉朝末年放弃世俗生活，进入增城县的山中学习道术；

根本就不是：汉朝末年放弃世俗生活，进入增城山中学习道术。《太清真人内传》及《名山记》的作者对陶弘景《真诰》的理解造成的细微偏差，给后人考证广东省增城市名称的起源问题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啰啰嗦嗦考证“增城”这个名称的由来问题，其实事关中华文化的起源，焉能不细之又细。试问，东汉末年，为什么要在“南方”增加一个“增城县”？增城县名称的问题，我们业已解决，关键点“南方”看似简单，实则是重中之重的大问题。

为什么不在东方或者西方或者北方设立“增城县”，而偏偏在“南方”设立呢？唐人释道世撰《法苑珠林》一百卷，第九卷中记载：“海内经云，身毒之国是轩辕氏居之。郭氏注云，天竺国也。”笔者认为，最迟在唐代，民间知识分子依然认为轩辕黄帝是天竺国人。东汉末年在南方设立“增城县”，必定也是这一认识的反映。在炎黄子孙的口耳相传之中，遥远的祖先来自一个气候炎热的偏南的地方，那里有高楼大厦，昆仑县圃，属于世外桃源一般的王道乐国。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在南方设置一个“增城县”，用以祈求祖宗，保佑大汉子民重新过上好日子，这实在是一个最合适不过的理由。恰好南方番禺县境内的罗浮山怪石嶙峋，千姿百态，与传说中的昆仑县圃层城无异，故而分番禺县为二，另设“增（ceng）城县”。自此以后，您还读作增（zeng）城吗？中华文化，发祥于一个纬度极低的地域，北纬30度开外的地方根本就免谈。管你什么官方文化工程还是大师跳踉的考古研究团队，请你不要再念增字作zeng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