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城区派潭镇樟洞坑革命老区和游击队长丘松学 使江北地区斗争形势得到转机

远近驰名的“樟洞坑荔枝”原产地广州市增城区派潭镇樟洞坑村，除了以出产荔枝、龙眼、柿子、白榄等优质水果而广为人知，还是一个著名的红色山村。在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游击队和国民党正规军、地方反动武装在这里进行过殊死搏斗，反复周旋。樟洞坑位于增城区派潭镇北部山区的“增城第一高峰”牛牯嶂东南麓，地处增（城）、龙（门）、从（化）交界处，地僻人稀，山高林密。

以樟洞坑——雁洋陂——低冚为轴心的游击根据地，联通派潭小迳，正果浪拔、麻窿，从化吕田等处广大山区，构成了当时增龙从博乃至整个江北地区，我党开展武装斗争最大的游击回旋区。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扑灭红色火种，对我游击根据地进行了反复清剿，血腥屠杀革命群众，焚烧房屋，抢夺财物。樟洞坑籍游击战士丘炳安、丘水平、潘学华等一批革命烈士在战斗中牺牲，大批群众被杀害、抓捕、关押。

在整个解放战争中，樟洞坑人民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而游击队长丘松学的名字则与这片红色的土地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丘松学（1913年10—1991年12月），广东省蕉岭县人，东江纵队、东三支指挥员。抗战初起，作为爱国学生的丘松学就加入了丘念台（民族英雄丘逢甲之子）组织的广东著名抗日救亡团体——东区服务队，从事抗日宣传和服务工作。

后由党组织安排，加入东江纵队，成为一名抗日游击队的军事干部。东江纵队北撤后的1946年冬，丘松学以派潭小迳村为根据地，发动留在江北地区的原东江纵队战士，成立“东江复员人员自卫队”并担任队长，率先在东江地区恢复了武装革命斗争。其后，受当时我党江北指挥部派遣，以特派员的身份，到增城派潭樟洞坑村发动革命群众，扩大革命队伍。

1947年3月3日，丘松学率领以樟洞坑村民为主的38名革命群众，在樟洞坑大份田村举行武装暴动，成立广东人民解放军江北支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三支队前身）第二大队第二中队。这支队伍一直活跃于增龙从边境，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有力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当地反动武装的嚣张气焰。同年，丘松学奉命率部袭击了从化县驻石坑圩的韶溉乡公所及其所属的自卫小队，打响了江北地区解放战争的第一枪。

此后，丘松学带领游击队在增龙从游击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三征”（征兵、征粮、征税）斗争，打开国民党派潭灵山乡粮仓和地派乡和显记集中仓，把粮食分给了附近山区的群众，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势力，壮大了我游击队和革命群众的声势，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游击队的支持。

1948年12月初，时任江北支队第三团团长的丘松学，率部进入龙门北部和新丰南部活动的时候，获悉国民党广东省政府派国军少将张汉良到新丰接任县长职务，并且将从广州路经龙门、从化边区上任。中共江北地委接到报告后，决定抓住战机，伏击张汉良及其护送部队。江北地委书记黄庄平立即命令丘松学集中李忠中队、黄汶中队、黄云龙中队以及第二团的徐清中队、张球中队共400余人的兵力，10余挺轻重机枪，以绝对优势的兵力打一场歼灭战。

为确保伏击战的胜利，团长丘松学亲自带领巢郁文等侦察地形，选择有利于藏兵设伏的杨梅潭作为伏击地点。战前，江北地委召开了排以上干部会议和动员大会，提出活捉张汉良的战斗口号。12月9日，伏击部队各自进入伏击阵地。以一个主力中队封锁前进道路并戒备可能由新丰方向来援之敌，两个中队担负正面主攻，另一个中队负责断后，拦截敌之退路，一个中队作为预备队留守指挥部，地雷突击排则隐蔽在离公路40米处的灌木丛林中。

次日上午10时，国民党广州行辕独立第二团第八连一个加强排40余人及张汉良随员30余人，进入伏击圈。丘松学一声令下，伏击部队从四面向敌阵发起攻击，仅10多分钟就结束了战斗，毙敌16人，活捉了张汉良。　杨梅潭战斗的胜利，鼓舞了江北支队的士气，同时也使江北地区斗争形势得到转机，是江北地区反“清剿”斗争由被动开始转向主动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