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增城市新塘镇大敦村年轻的外来务工夫妇在超市门口摆摊，与当地村治保会工作人员“发生争执”。接着地方领导和救护车前往现场，当怀有身孕的摆摊妇将被送上救护车时，又有人坚决阻挠。这时，现场已经聚集起来的上百名愤怒群众开始向政府人员、警察投掷矿泉水瓶与砖块……广州增城市新塘镇连续三天的暴力骚乱，从这里拉开序幕。 这些年来，群体性事件在中国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新塘镇的事态仍值得引起各界高度警觉。这不是由于它的规模与持续时间更大或长久，而是由于骚乱的冲突点很小，但情绪快速扩散，而且滋事暴民不止针对公权机关和公务人员，还将砖块砸向无辜对象，包括社会车、路人，沿街的建筑和设施。互联网上，有民众贴出照片展示被石头击伤的四肢。据说，滋事者以四川籍农民工为主。 无独有偶，本月6日广东潮州市也发生另一起群体性暴力事件。潮安县古巷镇的四川籍农民工因讨薪被挑断手脚筋，其同乡为此围攻打砸派出所，打砸社会车，攻击无辜路人。骚乱后，是古巷本地人组成自卫队打外地人，如今古巷的2万外来人口与6万当地人中，没有人是感到安全的。 中国社会学者于建嵘曾经将中国的群体性世界，归类于泄愤性群体性事件与骚乱，两者的区别是在骚乱中民众攻击不相关的对象，例如与事件无关的商铺、路人。但换一种角度说，上述两次骚乱事件中的暴民是将目标范围从权力机关扩展到他们认为对他们不幸间接负有责任的群体——即当地人，身份地位比他们高，物质基础要比他们优越，语言文化又有所不同的对立群体。看增城与潮州骚乱的演变，人们不免想起2008年西藏拉萨“3·14”打砸抢烧事件，广东两地的骚乱——这两次骚乱的背后，也是异族间的族群对立与心理。 恶性报复似有增多的迹象.让人不安的是，将怨恨从具体对象上升到更大范围的群体，并实施恶性报复的例子，最近似有增多。一些骇人的个人暴力行为，包括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女记者在央视门口遭不明人士割鼻毁容；天津下岗职工因儿子患抑郁症等原因自杀，妻子与其离异，就朝天津市政府投掷土制炸弹，造成两人轻伤；江西抚州被拆迁户钱明奇对政府机关实施自杀式爆炸，造成三人死亡。 至于群体性的暴力，除了增城、潮州以外，过去几天里，湖北利川市数千民众也因反贪局局长双规期间突然死亡，围攻市政府大楼。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最近连日发表文章，批驳所谓中国社会变得“动荡不安”的说法。该报昨天的社论将互联网视为有责任的一方，认为互联网放大了孤立事端的影响，加剧网民们对社会“动荡不安”的印象。 上周六，该报也提出名人宣扬社会恐怖主义应被禁止，并指责一些名人加入了对仇官、仇警、仇富的鼓吹，宣扬社会仇恨，从具体的不公平事件中总结出“制度的罪恶”和“政府的罪恶”，“为社会情绪竖立宣泄的靶子”。诚然，上述评论有其客观性与合理依据。这正反映了中国复杂与不容许结论的特征。一方面，很多的大城市（甚至中小城市）今天依然一片歌舞升平；另一方面，爆炸、骚乱的消息又越来越频密地刺激人们的神经。后者已经上升到足以影响全局的程度吗？也还没有。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情况在走下坡。创造当前歌舞升平条件的政府，同时也为不平等的城乡二元体制，为常常遭到堵塞的民意表达渠道，为法治不彰负有责任。例如说，如果不是四川农民工的利益长期不受保障，使他们习惯诉诸“同乡会”这样的灰色组织来为他们“出头”，增城骚乱的暴力化程度也许不会这么高。此外，城市光鲜的外表下，人心似乎变得冷漠。 近期的一系列现象，再次凸显中国社会“燃点低、碰触点多”的脆弱稳定特征。脆弱的稳定，当然还是稳定，知识分子向前看的本能，很可能将现实想象得更糟，但是当权者难道没有不愿意改变的利益考虑与本能？在不夸大危机的同时，应该承认骚乱、爆炸如同盛世中出现了火药味，都是警告的信号。 |
增城区等东部中心‘现代活力核’已经跃然成
2023年广州乡村美食汇暨增城区粤菜师傅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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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城区仙村大道上跨广州枢纽东北货车外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