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免去刘某新塘镇党委书记职务。” “免去麦某新塘镇党委副书记并提名依法免去新塘镇镇长职务。” “给予大敦村党支部书记吴某、村委会主任卢某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以上这些充满“某”字的文字，来自7月8日《广州日报》题为《广州市综治委通报“6·11”大敦村聚众滋事事件》的报道。“大敦村聚众滋事事件”，即上月发生在广州增城的“增城事件”。处理结果的通报涉及17人,全以“×某”替代，其中被问责人员6名，犯罪嫌疑人11名。 2011年7月7日，广州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召开会议，通报增城事件，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和部门都必须正视这次事件暴露出来的问题；增城市委、市政府已启动问责机制，免去增城市新塘镇党委书记，副书记、镇长的职务。但我们却“正视”了一份满是“某”字的名单，“暴露”出几个说不出全名的被问责官员。不仅《广州日报》做了“某”字的报道，广东省多家媒体都做了相同处理，这些报道的共同作者是“通讯员穗综宣”。为什么问责官员不能写出全名，仅以“×某”称呼？这个“某”字暴露了什么，又回避了什么？ 广州有关方面认为：当前一些地区部门社会管理创新意识不强，解决复杂问题的办法不多；基层组织建设滞后，基层管理工作薄弱；流动人员管理服务工作不到位，尤其是对流动人员关爱不够，等等。这些导致了“增城事件”爆发。有问题，就应有人负责，给公众一个交代。这是问责机制最朴素的原则，既然要给公众一个交代，就要公开透明。问责官员本身，就是公开事实、澄清误解、重收公信、重拾民心的机会。而一个“某”字却再次伤害了公众的信任。 被问责官员的信息，不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未成年人保护，他们也不是未经法院判决的嫌疑人，当地党委、政府已依法依职做出决定，理当昭告天下，以示公信。依《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被免职官员信息应属“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的政府信息，何以羞羞答答，以“某”相称？退一步说，这样不点名的通报有何意义？ 资讯发达的今天，网友随手搜一下，微博上问一句，很容易查出被免职的官员“刘某”、“麦某”等到底何许人也。政府不主动说，公众也会知道，主动公布显得更积极、更有诚意；相反，掩耳盗铃用“某”字搪塞，只会在“增城事件”的伤口上撒盐，为流言发酵准备温床。 另一方面，中国的舆论监督发展到今天，实为不易，有赖于一代代有担当的媒体人的共同努力。国人曾生活在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拍苍蝇”式的舆论监督也不敢指名道姓。比如，在1962年，迫于当时的舆论环境，南方日报编委会发出了《关于报纸不作点名批评的通知》。这是那个特殊时代里中国媒体监督的缩影，与其说是“和风细雨”，毋宁说是当时国人的知情权、言论权，没有得到尊重。 改革开放之后，万象更新。1980年10月16日《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头条刊发通讯《敢于向特权挑战的人》。报道指名道姓批评当时的商业部部长王磊，是丰泽园饭庄的“特殊宾客”，不仅大吃大喝，而且一顿饭几十元钱自己只付一两元……该部长迫于舆论压力，不但补交了饭钱，还做了公开检讨。 31年前，媒体敢于指名道姓地批评；31年后的今天，我们的媒体在通报被问责免职的乡镇官员时，居然以“刘某”、“麦某”称呼，这不禁让人感慨。2008年第6期的《同舟共进》上发表了南方日报社原社长范似锦的文章——《主流媒体的舆论监督不应弱化》，文中表达了对在网络勃兴的时代里，由于种种不合理的限制，主流媒体的舆论监督被弱化的担忧。 问责官员的报道不能写出官员全名，仅以“某”相称，是主流媒体舆论监督被弱化的表现。大道新闻不充分，小道消息才有市场；公开批评的渠道不流畅，民间积怨会埋得更深、变得更危险。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曾坦言“不怕群众发脾气”。直面群众批评，不仅是官员的胸襟，更是官员的责任；直面群众批评，也须从公开信息做起。没有坦诚，就没有信任；没有信任，就没有社会成员的共同愿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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