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增城市日前免去了该市新塘镇党政一把手以及新塘大敦村村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等人的相关职务。在川籍农民工和大敦村村民之间发生的“611”聚众滋事事件，将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即外来农民工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提上了解决日程。 中国目前进入了一个人口加速流动的时期，但流动背景和构成成分相对以往，有很大变化。 在2.2亿之巨的流动人口中，绝大部分是农民工，其中二代农民工又构成了人口流动的主力。然而，比起其父辈即第一代农民工安分守己、知天命来，这一代农民工由于知识和阅历的差异，并不甘于重复父辈的道路，而迫切希望融入打工地。但严酷的现实让他们与所在地有着近在咫尺，又远隔天涯的感觉。除了极少数能力超强的幸运者之外，多数普通农民工被现行制度所排斥，无法在社区中真正立足。 可另一方面，他们不愿意，甚至也没有能力回到农村去。这势必会加剧他们的挫折感。在此种状况下，若本地居民对他们普遍持一种歧视甚至敌对态度，难免在日常交往中产生矛盾和摩擦，并进而在某种意料不到的场景刺激下，发展成为群体事件。 增城的“611”大敦村聚众滋事事件，用广州市综治委副主任苏志佳的话说，是当前一些地区部门社会管理创新意识不强，解决复杂问题的办法不多；基层组织建设滞后，基层管理工作薄弱；流动人员管理服务工作不到位，尤其是对流动人员关爱不够；体制机制不适应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服务管理力量严重不足等原因导致的。 因此，如何化解这种由制度和利益差距而导致的外来农民工与本地居民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和冲突，帮助和提高农民工在信息获取、职业发展、权益维护、参与公共事务、城市生活技能、人际交往和健康卫生等方面的能力，让他们无障碍地融入地方社区，成为“新市民”，促进社会融合，就成为农民工输入地的各级政府越来越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 在这方面，浙江慈溪成立的暂居人口服务管理局及各村镇的和谐促进会，是一个探索。慈溪的外来人口几乎与本地人口齐平，在一些村镇，外来人口远超本地人口。前些年该市也不断发生本地人与外来人的冲突，以致该市一个女副市长在晚上开完会后，还得由公安局长亲自护送回家。但在意识到单纯用公安系统来管理外来人口的传统方式行不通后，慈溪于2006年成立了暂住人口服务管理局，并在各个村、社区建立和谐促进会，吸收外来工中有一定威望、热心社会公益事务的人做专职社工。 从和促会的组织结构看，它是一个依托村、社区、企业等基层组织优势的社会团体，其组成人员由村干、企业家代表、外来工代表构成，一般内设权益维护、文化体育、计划生育、公益服务、党团组织等若干个专门工作委员会，主要为外来人口提供服务，兼顾当地村（居）民。 慈溪通过这样一种制度安排，将外来人口纳入当地公共服务体系，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因户籍制度等原因造成政府公共服务提供不公平的制度障碍，并使外来人口有机会参与到当地社区治理和政府决策中来，形成了以外来群体参与化解冲突、以自治改善治理的机制，增强了外来人口的自我规范和社区认同感。 目前，慈溪新老市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比过去有了大大缓解。可以说，慈溪的探索为在二元体制下解决社会融合问题找到一条代价最小之路。帮助外来农民工从经济、社会、文化多层面融入当地社会，既是城市持续发展、城乡协调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平安和谐的需要。在短期内让外来农民工实现制度意义上的完全市民化还不现实的情况下，如何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润滑作用，以避免本、外地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就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这也是慈溪和增城两个正反事例带给城市管理者的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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