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香港人大代表吴康民1996年曾捐20万元人民币，在广州增城市中新镇福和地区兴建一所小学。数月前他获知这所小学已变成皮革厂[详见增城视窗网报道]。吴康民亲身赴增城考察后发现，昔日操场变成了简陋仓库，他由此质疑增城市中新镇福和地区当地官员通过转租图利。目前，当地政府还未给予正式回复。 一个理性的公益捐赠者，会对其慈善捐赠行为进行持续关注，因为他希望看到自己的捐赠能够不断传递温暖，这本身就是成熟慈善文化的体现。然而，作为捐款人，吴康民对自己捐办的增城市中新镇福和地区希望小学被用来转租谋利毫不知情，这种情况自然会严重伤害他的公益热情，而且，这本身也有悖于当初双方的约定，应该由相关组织承担责任。 像吴康民这样失去对善款使用知情权的捐赠者，在现实中还有很多。最近一段时间，郭美美事件将红十字会抛到风口浪尖上，其中商业系统红十字会更是遭遇空前的信任危机，而此前商业红十字会会长王树培就回应称，他们账目10年无人审计。这意味着相关善款使用情况缺乏起码的透明度，这种处于封闭状态下的慈善机构，自然容易让人怀疑其中会生长出种种“寄生虫”。 “慈善事业要有玻璃做的口袋”，美国卡耐基基金会前主席卢塞尔曾这样说。善款使用只有让捐赠者享有持续知情权，慈善捐赠才能获得“源头活水”，吸引公众将钱物不断投置其中。问题是，现在慈善公益机构透明性很低，民政部发布的《2010年度中国慈善透明报告》报告显示，“有九成公众对慈善组织信息透明度不满”“全国仅有25%的慈善组织信息透明度较高”“在信息透明度中，财务信息透明指数明显偏低”“有42%的慈善组织没有制定慈善信息披露办法”。在这样的背景下，吴康民的遭遇，不会只是孤例。 郭美美事件引发红十字会信任危机，吴康民个人捐赠遭遇尴尬，这些事实都表明，当前整体公益慈善组织系统的监管运行存在严重问题。不论是公共舆论，还是像吴康民这样的个体捐赠者，对公益慈善领域存在的种种问题“穷追不舍”，都是为了形成一种倒逼效应，来真正健全对慈善机构的制度监管，使善款的募集、管理、使用、增值等环节处于公开透明的状态，改变捐赠人长期失去善款使用知情权的积弊。 当公益慈善机构处于公信力危机状态，公众必然会重建自己的慈善文化心态，走出过去那种盲目捐赠的状况。此时，就必须真正确立公众作为慈善主体的意识，只有厘清权力与公众在慈善法律关系中的地位，才能让公益慈善事业走出信任危机，让捐赠人拥有对善款使用的持续知情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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