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城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见闻

         听说中新公社竹林生产队(即中新圩)，因地处增城往广州、新塘至福和的交通中心，路经此地的行人络绎不绝。大家都声称是本公社的社员，都到食堂吃饭。于是乎饭堂由午到晚都没停过供应，吃饭者过百以至千计……如此下去怎能坚持?只搞了几天，便在食堂门口挂上“因修理饭堂，暂停供应”的牌子。本生产队的社员，则仍可免费供应粮食。　  在刚成立公社时，一些领导为了表示对人民公社的积极支持，拍着胸口号召社员“放开肚皮”吃。但不到一个月，各队、各公社的口粮纷纷告急，食堂便自动解散了。

　　     有些生产队、大队开始时还办起免费的幼儿园，让更多妇女摆脱家务投入生产劳动，但很多妇女都习惯于让孩子给自家的老人带，不愿送入园。最终，大多数“园”也自动解散。“土高炉”大炼钢铁 。1958年11月，一位局长找我谈话：“现在派潭中学办高中，学校也很需要干部，你先到那里教政治吧。”县府办公室的一位干部以私人的口吻对我说： “派潭中学增办高中，缺政治教师，高中教师是要大学毕业生的，老叶你此去也不简单，可说‘人尽其才’ 我从l953年6月土改结束派到文教科，领导和群众都很满意，自己把科里当成家。现在突然离开，心里很不是滋味。但又对比一下，数年来一道工作的同志，上调的调了，提升的提了，自己还背着个“家庭出身”包袱，连个主办科员也要保不住了。现在去教中学，当个“知识分子”，也未必是“坏事”。于是，收拾行装到派潭中学赴任。五年的教育行政工作生涯就此结束。

　　      到派潭中学的第二天就投入了紧张的“大炼钢铁”运动。因为在1958年秋，中央号召钢铁生产要翻一番，从1957年的500万吨提高到1000万吨。增城的任务为3000吨。为完成任务，增城同全国一样开展“土高炉”运动，中、小学师生停课投入。全民炼钢需要许多木炭。为了烧炭，大砍山林。仅两个月，西岭山茂密的林木都砍光了，成为秃山。派潭中学师生停课参加大炼钢铁近一个月，炼成了几箩(约几百斤)的一块块似黑色大石头的“钢”，也没上送，就堆在什物房里。

　　     在大炼钢铁运动中，打碎了多少铁锅?砍掉了多少山林?大概没人作过统计。“深翻三尺土，亩产万斤粮"为了提高农作物产量，有人提出“深翻”的经验。其根据是把土翻松、翻深，利于作物生长。l958年秋收后，农村掀起了“深耕”运动，定出深翻1公尺(3市尺)的要求，由专人拿着尺到田间检查，不合格的要返工。我们中学师生，每天下午到附近生产队支援深耕。由公社抽调一名校长会同几名农村干部组成宣传队，对各生产队的深耕，每日进行评比，评出一名先进给插红旗，一名后进给插黑旗。

　　    “深翻三尺土”的结果，把大量的结实的原始黄土从深层翻到面层，盖住了原有的肥泥，其结果是大大破坏了地力，造成减产。需要耕作若干年后，才能恢复原来的地力。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后，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消耗，生产力也受到了破坏。从1958年底到1961年各地都出现过一段困难时期。当时粮食是“统购统销”，不能在市场上自由买卖的。城镇居民由国家定出每月粮食指标，凭国家发给的“粮票”到国营粮店购买。农民由人民公社按大队、生产队生产情况，以生产队为单位供给，所需款项在“工分”中(社员按“工分”计取收入)扣除。

         各大队、生产队在1959年春节后大部分已食“过头粮”。向上级要(借)，向邻队借。据说，有关上级力争供应每个劳动力每天4两(米)指标(老人、小孩另计)，农民称之谓“四两装”。那时，凡用粮食制的副食品都要凭粮票供应。老师每月30斤(指标)，中学生每月28斤，粮票自然显得很珍贵了。由于食品非常馈乏，派潭食堂的师傅发明了一种“稻杆饼”，用水稻杆打成粉末，加糖制成。因原料不用粮食，故不收粮票。椐说，稻杆含有“丰富”的维他命成分，制成的饼口感也不错。由于购买的人多，有钱也不易买到，要靠关系。我们老师经常备课、改作业至深夜，都想吃点“夜宵”。有位叫刘斌光的老师很擅交际，他到派潭食堂与师傅聊天，讲故事，大受食堂领导职工欢迎，待之如上宾。通过他的关系，每个晚上为每位老师购买五个“稻杆饼”(一角钱一个)，这在当时算是最大的欣慰。

　     　那时猪肉也是定量凭票供应，市民每月每人一斤，大家都买肥肉或猪油熬油。买猪肉要排队，逢节日还得半夜排队。而食油每人每月二两，在自由市场也买不到食油和猪肉。有一次，我在市场上看到一个鳖(水鱼)只卖八角钱，那么便宜，我便买了，再买点药材与一位老师炖来吃，现在看来，是高级食品了，但却找不到油，一点油都没放，吃起来腥得要命，差点吐了出来，只吃了一半，把剩下的倒掉了。1960年至1962年，贯彻中央的《农村人民公社修订条例》(修正草案)，进一步确立了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取消了队与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使农业生产逐步恢复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