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表现对祖先崇拜和光耀门楣的宗族意识 对祖先的崇拜,是各族群共同的特征。但对客家来说,却显得更为重要、突出(司徒尚纪,2001)。[2]客家人从中原迁徙至赣闽粤一带的山区,其地理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反差,促使中华民族对故土的思念之情,更加强烈地表现出来。故土的历史荣耀和功绩,也激励客家世代自强不息,应对新的艰难困苦挑战。因而客家对先人的怀念和敬重,便成为文化中十分重要的内容。包括怀念祖先的功德、政绩,以及激励后代积极向上、夺取功名、光宗耀祖。 增城客家,多以祠堂为核心,体现宗族文化和家世渊源。客家人重视出身门第,多处体现自己为中原世族,村必有家祠,祠必有堂号,堂号都有堂联,多以客家人原居地郡或官名入联,以示不忘故土,怀念祖宗功德(司徒尚纪,2001)。[2]如宣统增城县志卷一所载,增城村落族祠文化根深蒂固,“族必有祠,其始祖谓之大宗祠,支派所自谓之小宗祠,或谓之几世祖祠”。 当然,在客家这种家族文化的传承和影响下,客家文化对地方社会发展的作用和贡献都是十分巨大的。如派潭温大埔村,明万历年间,温氏一支从长宁迁往增城杨梅都,定居百丈约热水村(今派潭镇高滩),后迁往增城街北郊接龙桥,后又分两支,一支迁回长宁大埔村,一支开基杨梅大埔村。其优良的家族文化传承,已得朝廷认可和表彰,为地方赢得知名度。如宣统 《增城县志》卷五记载,“七叶衍祥,……,一在杨梅都大埔村,为温光祖父子五代同堂建”。 (三) 表达了客家崇文重教和勤俭的优秀品质 在封建的科举时代,宗族以考取功名、踏入仕途为光宗耀祖的一件大事。对客家族群来说,尤被重视;所以崇尚伦理,关注宗族的教育状况,便成为客家一种优秀的传统。由于客家特别重视后代读书识字、追求学问的情怀,也就衍生出师法圣贤、珍惜纸张、敬爱文字的独特风尚,客家村里的惜字亭、圣迹亭普受尊崇,应该是最有力最明确的事证。当然这也是客家人勤俭耕读的一项具体表现。清代派潭邓村石屋墙上所雕刻的“读书壁记”,是客家重视文化的印证。其具体词意为“做官容易,读书难,齐家、治国、平天下”。以此表达了客家对文化的重视,宽广的胸怀,及其治国、平天下远大的抱负和理想。 三、客家文化融合的主要原因 中华传统文化兼容并蓄,博大精深。客家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之一,其能与土著文化融合,既有自然环境的因素,也受人文环境的影响。首先,广州增城的山水地形特征,使得广府文化和客家文化能够在各自的地域范围和平共处发展,避免了不必要的资源竞争。其次,客家为增城山区开发作出了巨大贡献,是增城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之一,也表明客家由客而融合于本土的变化,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另外,在历史上,增城民间与客家地区保持了良好的交往基础,使得民间相互理解成为社会关系的主流。 第一,广州增城兼有两广丘陵和珠三角洲平原的地形特征,是文化共存的地理基础。两广丘陵和珠三角洲平原的地形特征,可以使得客家文化和广府文化都能保持自己主要的发展地域范围。这种地形特征,是广府文化和客家文化和谐共存的前提。进而历经长期的交流和理解,广府和客家渐渐形成相互融合的过程。 第二,客家迁入广州增城对山区开发贡献大,经历由客而融于土著的基本过程。客家人入增,增城北部山区刚好进入快速开发时期。这使得客家成为增城山区主要的开发力量,为增城发展作出了贡献。增城虽然农耕文化高度发达,但北部山区大规模的开垦则在明清时期。根据司徒尚纪教授(1994) 的研究,增城在唐时便能根据多山的特点,筑坝储水,灌溉田亩,在广州地区简直是凤毛麟角,是增城开发山区的标志[3]。增城虽然在唐时,已能够筑坝储水,开发山地,但实际上,至明代时期,北部山区少数民族仍然不少,明代增城从南向北,从东向西,沿东江和增江推进的空间开发梯度也明显地表现出来(司徒尚纪,1994)。[3]即明代时增城北部山区重要的开发时期。 第三,广州增城地区具有与客家核心区友好交往的历史文化传统。虽然客家文化和广府文化,在增城形成了各自主要发展的地域范围。但是,客家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与广府文化是一个和平共融发展的过程。这种和平共融,可通过增城民间的历史事件表现出来。进而说明增城的历史文化传统,具有多元包容性。广州增城乡里之间具有以和为贵的优秀的文化传统。增城村落之间的内部矛盾相对要少一些,且是可以通过乡里比较有威望的人来解决的。 明郭棐《粤大记》 卷二十一,“黄衮字朝仪增城人”[4],康熙县志卷九“黄衮字朝仪,……,凡乡曲中争鬬,不求直于官,得衮一言,即涣然冰释”。[5]这种通过声望较高者来处理乡间的内部矛盾,体现了明清期间增城乡村间朴实的民风,在共同认可处理方式的约束下,容易构建和谐的民间关系。这种乡里之间对社会行为的约束,于初入增城的客家人来说,毫无疑问是十分重要的,这使得客家人可以快速融入当地社会,有利于其在增城的生存和发展。这种乡村间处理内部矛盾的方式,及自我约束的行为,是建立在公平和相互理解的基础之上的,对于构建和谐的土客关系是十分重要的。 广州增城与客家核心地区,具有相互往来的历史基础。还有一点值得强调的是,增城与客家地区民间友好往来已有历史基础,这也会加深本地人对客家人的认识和好感。如嘉庆增城县志卷记载了程乡人对增城人士的敬重之情,“刘嘉彦,塘尾(属清湖都) 人,……,康熙十四年由广州府学生员,援例贡太学,拣任潮州府程乡学训导,……,归乃筑室梅庄,……,程乡来省者,皆过谒,执弟子礼,甚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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