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越族的聚居地:增城区增江街孕育着增江水系族群的生命史和文明史

增江街是富有历史底蕴的千年古邑，除一度作为县治之地外，在明清两代均有建置。明清时期，增江街均属金牛都。民国初期沿袭清代旧制，将都改为区，增江街属金牛都下牛乡，后来下牛乡改称为东屏乡。民国十年的《增城县志》载：明清时期，增城县“置十二都，曰：坊都、庆福、金牛、崇贤、杨梅、绥宁、清湖、甘泉、合兰上、合兰下、云母、绥福，各都辖村十余至百余，全县共村一千零七十四。”

其中金牛都的辖村范围是整个增江东岸，包括现在的增江街和正果镇，统村一百六十五。金牛都统辖的增江东岸，在明清时期，逐渐失去了北宋以前形成的中心地位优势，增城的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走向西南部。增江东岸自后汉置县至宋初，可谓是900年历史，900年荣光。可惜增城方志对宋朝以前的历史记载几乎空白，几乎不曾留下片言只语。数百年的显赫、喧嚣何处追寻？

我们今天能见到的人文胜迹多为金牛都时期的文化遗存。这些文化遗存包括南山钓台、别情洲、曲水流杯、鲤桥春浪、南山凤塔、白湖文塔和太史第等。这些文化遗存如画如诗，以各自的特质，为我们解读着增江的历史，解读着增江民系的性格。据资料显示，自宋至明清，增江街现存的村落均已在这方热土上立村。其中最早在这里立村的要数西山村蔡氏族群，立村于北宋明道二年（1033）；

其次是白湖村的尹氏族群，立村于南宋庆元四年（1198）；立村于南宋的还有初溪村姚氏族群、文氏族群和陆村的陆氏族群；其余各村落分别于元明清立村，最晚的也于清乾隆年间立村。村落是靠血脉来维系的，是以文化来传承的。其实，乡村的本质就是文化。宋元明清，千年风霜，千秋村落，代代相传的是文化。文化就凝聚于鲜活的人文胜迹上；文化就凝聚于村落的布局和建筑上；文化就体现于村落族群的生活、生产和行为模式上；文化就体现于故里的民风民俗里；文化就潜存于金牛都的灵山秀水的记忆中。

增江东岸自明清失去中心地位的繁华和荣光后，一直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边缘区域。新中国成立后，全县划分为9个区，增江街属新一区。1957年，增城撤区改设乡镇，把县城郊外的农村设置为附城乡，增江街属附城乡。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附城乡改称增江人民公社。1983年人民公社改称区公所。1987年撤区设镇，增江和县城合并，设置为荔城镇。

2004年，增城市对行政区域作出重大调整，以增江河为界，增江从荔城镇分出，设置为增江街，同时把小楼镇的白湖村划入增江街，2007年又将石滩镇三江片区的初溪村、四丰村和大埔围村划入增江街。增江街现辖5个社区和11个行政村。增江街东与博罗县交界，西与荔城街隔江相望，南接石滩镇，北靠正果镇。面积86.18平方公里，城区面积约9平方公里，人口约4.6万人。境内大部分为丘陵地带，北有罗浮山余脉伸至江岸，东北地区多为小盆地，南部为小平原。

行政区域的重大调整，为增江街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发展条件，结束了增江街自明清以来一直处于中心城区经济社会发展边缘区域的历史。这是增城经济发展的必然，也是历史发展的重大选择。近几年来，增江街紧紧抓住这一新的发展机遇，以融入广州城市副中心“核心区”、打造增江东岸经济板块为发展定位，以东区高科技工业园为依托，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整治提升城乡环境，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新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