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惠广战役失败原因 惠广战役失败源于广东国民党内部派系争夺.惠广战役之所以迅速失败，据我看来，有下列几个主要原因： 一、抗战开始后，广东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义愤填膺，积极投入抗日救亡的高潮。国民党当局不但没有做深入发动群众的工作，相反对群众运动加以种种压制和迫害。如取缔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抗日活动，对抗日先锋队加以强制解散，且逮捕一批爱国青年入狱。另一方面，对于失意军人流氓政客，则异常信任，把他们组织起来和革命进步的群众组织相对抗，如一九三七年冬余汉谋派他的副总司令香翰屏组织“广东民众抗日自卫统率处”，流氓棍骗以及汉奸如李启颐（即李讴一）、许廷杰、高汉宗、李朗鸡等部被罗致加以重用。当时广东人民对他们曾有“挖发僵尸抗战”之讥。这是失败一个重要原因。 二、蒋介石对敌情判断错误，也是失败的重要原因。在日军进攻广东前夕，蒋介石还死抱“日本因避免与英国冲突，未敢侵犯广东”的迷梦，把广东部队如第一五四、第一五五、第一五六、第一五九、第一六o、第一八七六个师和几个补充团调去凇沪、南京、南浔、河南等战场。当时原驻广东的部队共有十二个步兵师和两个独立旅，调出的部队占总兵力百分之五十，致兵力不足，招致失败之局。 三、余汉谋企图“保存实力”不战而退，可说是惠广战役迅速溃退的直接原因。蒋介石放弃东北、华北、上海、南京在先，他认为放弃广州也没有什么了不得。同时余汉谋也深知蒋介石对待“杂牌部队”软硬兼施的两面手法，更看穿蒋介石的“借刀杀人”、排除异己的毒辣阴谋。凡是非蒋摘系的“杂牌部队”尽管积极抗战，但到了实力消耗到一定程度时，蒋就加以“作战不力”的罪名撤销其职务，甚至予以“扣留查办”，以消灭之。 相反，如能保存实力，就是对抗战消极，蒋不仅不敢加罪，还会给予晋级。因此，余汉谋自始至终不肯把全部力量投入战场。如防守惠州沿海前线的第一五一师莫希德部是余汉谋的摘系部队，余是靠这支部队起家的，闻余为了保存这个实力，在电话中要奠希德相机撤退，造成初战即告崩溃的局面。莫希德不战而退，余汉谋是心照不宣的。在广大人民的愤怒责骂下，为了掩饰其内幕，蒋介石曾迫得把莫希德扣押查办，余却尽力为莫缓和，唱出一幕双簧。一九三九年夏，莫希德在重庆受讯时，蒋介石侍从室特务人员向莫勒索巨款未遂，含恨在心，欲置之死地。 他们深知蒋处理问题凭喜怒决定，盛怒时可以随便杀人，毫无是非标准，乃乘蒋一次怒气冲冲时，把莫的案卷给蒋核判。蒋果判莫死刑，但何应钦（当时任总参谋长）怕惹起广东军人反感，事先又曾得余汉谋请托照顾，因而没有执行。到抗战中期，莫且获得释放。其次，余汉谋本身的事例，也就充分地证实他的“保存实力”是一种“明智”之举。余汉谋不战失广州，受到全国人民的责骂，但他还有“实力”，因而蒋介石不仅没有惩罚他，还让他为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一九四o年又升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把广东的军政大权，给余掌握。 四、当时在广东的国民党高级军、政、党人员贪污腐化，只顾贪图享受，不愿抗战，余汉谋本身在当军长时就是贩卖大量钨矿出口资敌而发财的；当总司令后，更强制减缩官兵薪饷，美其名曰“公积金”，实际是占为己有；当司令长官时，竟不惜毒害人民，贩买重庆财政部抵销的大批鸦片烟毒冒称是外销沦陷区，实是在广东内地发实，以遂其发财致富。目的。从这些勾当中，余汉谋就已搜括了千数百万元港币。余汉谋其身不正，就难怪下面要上行下效。惠广前线是广东门户，防守这方面的部队，走私漏税也就成为司空见惯的事了。 他们收入多，生活腐化，也就造成没有决心打仗。日军登陆那天，第一五一师在广州各游乐场所、茶楼、酒馆、戏院张贴通告和映出字幕，要他们的军官、干部马上回防待命，（当时第一五一师一批连排干部在广州机炮训练班受训）用这个方式来号召部属回防，可说是余、吴独创的“杰作”。由这件事，一方面说明余、吴在敌登陆前，毫无敌情观念；另一方面也说明国民党军人的生活腐化。 五、国民党内部明争暗斗，派系分歧。就整个广东的党政军之间的情况来说，余汉谋、吴铁城（广东省主席）和曾养甫（广东财政厅长兼广州市长）三“巨头”是同床异梦，各自为谋的。余汉谋自以为是大权在握的“广东王”，应该支配一切；吴铁城则以“老前辈”自居，有孙科为后台，且兼握国民党广东党务大权，高唱“党权高于一切”滥调，以压制余汉谋；曾养甫则恃有张静江、宋子文和cc的支援，对余、吴都不在眼中。他们之间常因争夺权利问题互相攻讦。 如广东发行的国防公债三百万元，是曾一手负责的，余、吴都想攫在手中，以补充和扩大军队和保安团队的装备力量，并从中捞一笔。但曾迟迟不给，又以负责构筑广州防御工事作借口，截留一大部分，以该款委由军统特务李崇诗招集千余人成立“广州社会青年训练队”（简称社训队）以扩充实力。又如广东禁烟督察处乃是贩卖鸦片烟毒的机构，是一个“肥缺”，余汉谋介绍他的亲信扬竹轩当监督，但曾养甫不买账，改请南京财政部直接委蒋介石的小同乡蒋某来当监督，使余啼笑皆非，对曾更为憎恨，时思报复。 适曾用国防公债款在越秀山为市府构筑防空洞，余以擅用国防款责曾，曾以余总部的防空洞也是动用公款构筑的，市又何尝不可作答复。余曾间的矛盾，不仅为此，而且到广州沦陷后，还一再发展没有休止。曾养甫野心很大，有取余汉谋、吴铁城的地位而代之的欲望。他联系陈诚的嫡系广东保安处长邹洪为声援，以军统特务头子张君嵩、李崇诗为心腹。 广州陷敌后，曾在四会自封为“广东八属（西江和南路）抗日总指挥”，以张君嵩的税警总团和李崇诗的社训队为基本部队，截留税收，从事招兵买马。余部的零星溃退部队和从广州撤退的武装警察，均被截留收编。曾并公开说：“余汉谋、吴铁城怕死不抗战，都应滚蛋，由我曾养甫来干。”蒋介石对曾这样做法，不但没有给予处分，相反，不久还升他为交通部长。 除余、吴、曾之间的互相倾轧外，就余汉谋第四路军本身也是派系分歧，有“嫡系的一军系”和“杂系的非一军系”’之分。（余汉谋原是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部的第一军长，陈部当时有三个军和几个独立师。余倒陈后，取而代之，改番号为第四路军，所以有“一军系”和“非一军系”之分）较为显著的，就是缪培南、李汉魂、邓龙光等“旧四军系”和余的“一军系”的斗争，后来演变为张发奎、余汉谋间的长期斗争。 抗战刚开始，余把缪、李、邓的第一五五、第一五六、第一五九三个师调往别的战场，旧四军系认为这是余排除异己的阴谋。邓龙光曾因别事愤而请辞第八十三军长兼第一五六师长职务相威胁，余乘机批准，以一军系的莫希德接充第八十三军长，并拉拢邓的副师长李江接充第一五六师长。邓则秘密发动全师干部起而反对，改由邓的亲信旅长王德全升充，一场风波，才告平息。 缪培南在余总部当参谋长兼广州警备司令职务，系蒋介石利用余、缪的矛盾，企图分化余的部队而指派的，因此余的内心是非常不舒服的。乃怂恿“一军系”莫希德、李煦寰、李洁之等出面反对，事事使缪为难，缪被迫下台，改任总参议，缪的内心是愤恨不平的。这也就是在增城作战时，余拟派缪任前敌总指挥，缪竟予拒绝的原因。事后于一九三九年缪培南在韶关接任第六十五军长时，我曾问他，当时不肯当前敌总指挥的原因。他说：“余汉谋没有作战决心，不肯把全部兵力投入作战。他的目的是既要‘保存实力’，又要打一下以欺骗国人，这样的打法是一定要失败的。余想叫我去当‘傻仔’，我何必去当呢！” 缪又说：“那些余汉谋的嫡系多是骄横跋扈的，绝对不会服从我的命令的，假如他们临阵退缩的话，我如按律惩处，不仅他们不肯接受，连余汉谋也不会同意的。所以当时我对余说：‘最好请总司令亲去指挥。’但余却以后方多事不能去为辞。我接着对余说；‘那就副总司令去吧！’余说：‘老香（翰屏）是不能打仗的，你已不能去，只有叫旋空（李振球）去咯！’”缪培南这番话，充分说明了在增城作战时对指挥人选难产的经过。 就一军系本身来说，其内部也是派系分歧，绝不团结的。如李振球、叶肇、张瑞贵、李煦寰等之间是勾心斗角的。李振球、叶肇之间的斗争尤为激烈尖锐。李、叶、张都是拥有实力的军长，固是互相排斥，互不相谋，李煦寰虽然没有实力（他担任政治部主任），但最得余汉谋宠信，对李、叶、张是分庭抗礼，绝不让步的。又如广州的宪兵司令和警察局长同是一军系的得宠干部，他们对打击缪培南是一致的，但在广州沦陷前不久，敌海空军向虎门攻击，情势紧急那天，因权利纠纷，竟在广州陈兵相对，如临大敌，视同寇仇，当时情景，有一位新闻记者讥为“巷战演习”，的确令人可恼亦复可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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