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景贵胸怀浓厚的家国情怀，始终团结扶助同胞，乐善好施。《县志》评价他：“日月积累其富首冠诸岛，而性和厚尤乐施与仗义之声胜于中外。”1801年，由增城、龙门两县客家人组建的仁胜公司成立，这是马来亚槟榔屿最早的地缘组织；1849年，仁胜公司改为增龙会馆，得到了郑景贵的大力资助。因亲身经历过文化水平低给创业带来的艰辛，郑景贵格外重视华人子弟的教育，积极倡议在各州埠创办华侨学校。 郑景贵乡谊深厚，在香港修建大厦，为前往南洋的同乡提供食宿便利，同乡到香港谋生若暂时未找到职业，也可在此安身。国家有难，郑景贵始终义不容辞、慷慨解囊。《县志》记载了两件事：“李鸿章督直隶，值水灾，，贻书嗣文，即助以巨款，而归其善于所亲。鸿章请于朝，以"急公好义"表其闾。张之洞督两广，有法越之役，嗣文出财赡军事。闻得旨，，赏二品衔，，并封赠三代如其秩，给其子锡仁郎中、锡圣员外郎。” 清末，直隶（今河北省）遭遇大水灾，郑景贵得知灾情后，以母亲赖太夫人的名义捐赠巨款赈灾，清廷为表彰其善举，在他的增城故里赐赠“急公好义”牌匾。光绪十一年（1885年），法国殖民军侵犯我国南疆，清政府告急，郑景贵毅然捐助巨额军饷。清政府为嘉奖他的赤诚爱国之心，赐封他及其林氏夫人三代享受二品官衔荣誉，其族人在故乡建造“荣恩”石牌坊，横批镌刻“急公好义”四个大字及“文武官员至此下马”的圣旨。光绪十二年（1886年）十二月十六日，光绪皇帝降旨，赏郑景贵戴花翎。 有些捐赠，郑景贵不求个人赏赐，只为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承。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着李鸿章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农历五月初五的奏折附片，其中提到，马来亚槟榔屿绅商郑嗣文等人，因参与赈济山西边外旱灾有功，却不愿邀功请奖，仅以“该埠平章公所供祀关帝，，夙昔灵应”为由，请求朝廷“可否奏请御书匾额一方”。朝廷以光绪皇帝朱批回复：“著南书房翰林院书匾额一方，，交李鸿章祗祗领，转发郑嗣文等，并嘉奖。。钦此。”由此，南洋槟榔屿华商公所关帝庙获得了朝廷御书“威震南溟”匾额。 在海外富甲一方的郑景贵，始终不忘故乡增城的乡亲父老。《县志》记载：“本邑筹助士子进庠册金，建增江书院皆捐助巨欸。其他凡遇灾恤贫、修桥筑路诸善举闻之必乐输，输必优厚，不可悉数。”为尽孝道，郑景贵每隔数年便会回乡探望母亲。为振兴家乡教育，他捐赠巨款修建增江书院，广置图书，并聘请名流讲学任教； 郑景贵还向朝廷提议增加增城考秀才的名额，咸丰七年起每年增加2名，同治年间又每年增加7名，同时专门捐助进库册金（即奖学金）。为改善家乡郑新村的交通，他多次捐款，在五处崎岖山口修筑石级，总长度达28华里；为方便村民赶集歇息，他资助修筑麻石桥和风雨亭各两座，并在福和圩购置一间“大众铺”，供村民使用。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郑景贵又在家乡郑新村修建“慎之家塾”，供族人子孙及邻村农家子弟免费读书，这份善举，尽显他对故乡的深深眷恋。
1877年，英国殖民地当局册封郑景贵为“甲必丹”（谐音取自Captain，当时相当于州长），使他坐拥帮会领袖、殖民高官、商界巨富三重身份。广州御史冯显胜曾评价：“在海外得英授官，在内蒙朝廷授官，岭表乃郑公始矣。”郑景贵既是富可敌国的富豪，也是心怀大爱的慈善家。解放前，增城民间流传着一句话：“你钱多，多得过郑景贵吗？你好心，好心得过郑景贵吗？” 1898年，郑景贵在槟榔屿逝世，“荣哀之盛，夷夏称之”。为纪念他，槟城有两条街道以其名字命名，分别是亚贵街和景贵街。郑景贵去世后，他在槟城的府邸空置多年，后被一位古董收藏商人买下，改造为对公众开放的“侨生博物馆”。博物馆不仅完美还原了当年郑景贵豪宅的盛况，还收藏展示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古董器物。 “侨生博物馆”生动呈现了土生华人在东南亚的奋斗历史与生活面貌，因此也被人们称为“娘惹博物馆”。随着电视剧《小娘惹》的热播，“娘惹博物馆”成为热门旅游打卡地。透过这座博物馆，作为增城人，我们既能看到郑景贵当年的辉煌，也能读懂他那一辈增城人“下南洋”的辛酸与奋斗史，铭记那段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 |
马来西亚增城籍华人"甲必丹"郑景贵的府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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