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浸凤凰山,增城市文学圣地的追忆

       凤凰山座落在增城市荔城街的老城区中心，可谓小城人文历史中最为耀眼的一页。关于她的传说与正史，作为增城人，恐怕没有不知的。而二十年前那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学梦，恐怕没多少人记得了。现在凤凰山东麓，座落着两栋属于文化局的宿舍，建于20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当时真是羡煞了广州六区八县的同行，一度成为增城政府重视文化的招牌。那是一个何等繁盛的文学年代。那时的中国，十个青年八个以上都在做着作家梦。当时有一说法，叫做：百万青年走钢丝。多少人挤在文学的钢丝上。个个梦想一朝到达彼岸，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因为，文学的效应如雷灌顶，文学的地位如日中天。那真是一个幸福的文学时代！星移斗转，今天，当我们回头朔望，谁会再有心情清点当年顽强地走向文学钢丝的那一大拔攒动不已的人头？

  
       那时小小的增城自然也不例外。凤凰山成了小城文学青年的朝圣之地。因为那两栋宿舍里，临街一幢的二楼，住着增城群众文化的领头人丁枫老师，另一幢则住着文化馆的作家邓华棠和陆笙。华棠老师住三楼，陆笙老师住一楼。当时他们正当年华，意气风发地编辑着文艺杂志《丹荔》，举办青年文学讲习班，设立“《丹荔》青年文学奖”，把文学的火种播遍了增城大地。他们被誉为增城文学的“三架马车”，成了文学青年眼中的导师式人物。带着作品前往求教、带着文学话题前往讨论的文学青年真是络绎不绝，尤其周六、周日的晚上。

        他们多来自县城，也有不少来自乡镇，还有个别在广州上学适逢回家休假的大学生，都怀抱着美好的文学理想。陆笙家里的文学聚会是最受欢迎的，文学色彩最浓。活跃于那时的作者，至今记得起的仍有一串长长的名字：路草（赖共同）、潘伯煌、张水才、姚涌、姚锦波、廖锡彬、湛宇松、伍深明、张建文、李思平、张伟棠、姚耀根、彭小玲、黄金妺、黄晖、江翠翌、郭志明、蓝锦强、吴炳祥、肖文峰、陈炳超……

       三几个热闹年头过后，随着时移势易与及“三架马车”的先后搬出，凤凰山东麓便失去她昔日的光辉，逐渐回复了她的平静。辉煌的文学理想时代即告覆水难收。丁枫擢升为文化局副局长，头一个搬出了凤凰山。接着是文化馆馆长邓华棠，86年调到省群众艺术馆，主编《珠江》杂志。陆笙最后一个搬出，当时是图书馆馆长。小城一度燎原的文学之火，回归为民间的星星点点之状。派潭“三叶文学社”的成立（赖共同、潘伯煌、黄晖）与及油印社刊《三叶》的出版，县城“野风文学社”的成立（野峰、野文、野岸）与及油印社刊《野风》的出版，俱为小城文学创作这一由盛而颓的走势作了铺垫，成为无可奈何的过渡。概是1987年，我搬入了这个开始没落的地方。那时陆笙还未搬走。我住在他顶上的三楼。后来他去文联，当了副主席。 
 

      在凤凰山幽静的月色下，多少安歇的心事突然醒来，感觉了四周的寂静、清凉和舒坦。那都是些什么样的心事呢？多少年前先贤先哲们踏足此地时留下的未了心愿么？南宋右丞相崔与之，明朝三部尚书湛甘泉……他们在此著书讲学的痕迹已经茫然无存。数百年前，俱得青云之志的他们，为官一朝，立功立德立言，最后衣锦还乡，各各领得百年风骚。如今，那些丰富而精彩的秩事、传说，依然鲜活游动在官方的文本与民间大众的口头之间。而明进士，邑人胡庭兰在凤凰山上更写下这样捶胸顿足的诗行：凤凰不可见，丞相菊坡秋；谁为菊坡饮，更作凤凰游。云尽四天碧，山空孤月浮； 我怀千古意，东望水悠悠。

       我的心事一度使凤凰山的月色满怀好奇。当她们探头探脑细读之后，便不禁哑然失笑。一个崇尚大自在的归来者此刻的心境，不过是对夜神秘的诱惑沉不住气罢了。而我却听见了凤凰山在说梦话。虽然那些梦话有点语音不清，但透过几棵百年古榕树婆娑枝叶的翻译，便如白纸黑字一般清晰明确。只是你想细作嚼味时，风就把它带走了。凤凰山的梦便随风出游而去。或许，我知道什么时候她才会回来。凤凰山的梦总是随南风一直向北，翻过巍巍梅岭，穿越复杂的江（西）湖（湖南、湖北），沿着先贤出仕的途径直抵古都杭州与南京，然后稍事休整，再过长江黄河，啸过中原。这时，凤凰山的梦已经收不住脚了，闯过东北，眼看就要到达西伯利亚了，才发现自己衣着单薄，不禁严寒，只好二话不说，马上乘北风起程往回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