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涵村成为当时增城的一块红色土地，增博沦陷区工委书记郭大同（建国后任广东省石化厅厅长）经常在此部署工作。同年，福和区署在朱涵成立，由魏友相兼任区长。朱涵是个地图上找不到的无名小地，路人也不知其坐落何方，但就是在这个地方，导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抗日活剧。 1939年6月，一千多日军向增北山区扫荡，魏友相、钟钧衡率领主力中队抢占福和与大坑交界的大鱼头岭截击，与友军151师形成犄角之势，打退日军三次冲锋，击毙日军10余人。1940年，魏友相、钟钧衡率领主力中队在二龙乌石尾坳歼灭日军100余人，接着袭击福和观音堂，全歼敌军一个班。同年9月16日，在李东林的策划和指挥下，魏友相大队配合友军夜袭驻扎在官塘的井野联队队部，斩敌大队长以下官兵215人。 有杀敌大队的伟绩，也有竹坑人的功劳 在那战争年代，竹坑村人民为革命作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抗战时期的增博沦陷区党组织选择朱涵作为革命斗争的据点，不仅仅是地理环境的关系，更重要的是由于该村进步青年郑沃民与魏友相是同学，杀敌大队队部设在郑家靠得住。郑沃民不仅将自己的家变成郭大同、刘志远、李东林、钟若潮、罗良、钟钧衡等与魏友相联系和活动的据点； 而且他本人当时以个人身份被聘任为国民党增城县党部书记长，并按李东林的指示，通过关系出任县政府司法科长和法院书记。郑利用职务之便，保护了中共的一批同志。如1941年，国民党省党部密令增城县法院逮捕李东林，郑沃民即秘密派人通知和护送李到香港。李东林后来到马来西亚继续抗日，担任马来西亚人民解放军副司令之职。 有党组织在竹坑，竹坑人就有了主心骨，一切听从党的召唤，义无反顾。1940年5月，日军分三路进攻派潭东洞。竹坑抗日自卫队受命开赴钟鼓坳。配合国民党一个连截击其中一路敌军，战斗从上午9时进行到下午4时，共打退敌人五次冲锋，消灭60多人，日军无法进入竹坑，便绕道腊布到共和圩扎营。 当晚，日军在共和圩架柴烧尸，火光冲天，竹坑自卫队实施张富统策划的偷袭行动不成功，但他们不甘心空手而回，由张文新、张太坤去偷得日军两匹战马，牵到罗塘坳，由于不注意火光而被敌人发现，敌枪之下，张文新同志不幸中弹牺牲，张太坤亦受伤，但他仍忍住伤痛，坚持把战马牵回竹坑队部。事后，人们每问及张太坤被敌人打伤哪里，他总是掀开衣衫给人看，并说：“打到肚拨仔上。”从此他便得了“肚拨仔”的雅号。另外，王富兴同志也在白天的战斗中阵亡。 还有更多的特殊使命 在敌占区坚持革命，既有真枪实弹的战斗，还有更多的特殊使命。竹坑人执行每一项特别任务时都表现得很出色。1940年“博罗事件”之后，国民党继续搜捕，追击博罗县委领导的陈文博大队。3月中旬的一个晚上，钟若潮叫竹坑的党员王森同去正果竹园村。王森在王新民家住下，钟若潮去了罗浮山。 到第三天晚上，钟带了40多名游击队回来，交王森带路转移到敌后活动，王森不辱使命，把他们安全地带到指定地点。同年5月，郭大同来到下塘村王福元家，请其弟王振华（儿童团员）送信到朱涵，王振华年少胆大，顺利地把信交给魏友相。党支部书记张继叔以卖烟为掩护，长期来往于增城、从化之间打探敌情和传递情报，做到万无一失。解放前夕，共产党员张太保为解放军带路到增城北门，为解放增城立了一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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