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重边缘化之忧:我是谁? 29岁的王辉很快就要做爸爸了.这个年轻人五年来一直在江苏省徐州市一家批发市场做小生意.他在城里租了房子,小日子过得还不错.但王辉心头一直有拂不去的阴影.每次回老家,村里的人都开玩笑地说“城里的大老板回来了”.但在城里打拼,拥有农村户籍的王辉常常感到失落.“我在城里混这么多年,说实在的,我不认为我是城里人,我没那个身份.但是你说我是农村人吧,我觉得自己也不是.两头不靠,心里头漂得很.”王辉说. 马上要做父亲让他觉得肩上担子更重,“孩子的户口跟我,到时候会落到村里.不过我肯定不会让孩子回农村上学.我自己再苦,也得为孩子拼.”像王辉这样身份认知上的失落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很常见.相比传统农民工的“身在城市心在农村”,新生代与农村的分离更加决绝,而由于城市并没有做好心理和物质准备来接纳他们,因此,他们被架空在二元化的城乡之间,在城或乡都难以找到让他们心里踏实的落脚点. 全总的调研报告这样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边缘化特点：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在城市,心理预期高于父辈,耐受能力却低于父辈,对农业生产活动不熟悉,在传统乡土社会中处于边缘位置；同时,受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与自身文化、技能的制约,在城市中难以获取稳定、高收入的工作,也很难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位于城市的底层,因此,在城乡两端都处于某种边缘化状态. 由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院教授刘林平负责的“农民工权益保护理论与实究”调查报告证实了这一点.这个报告共调查了珠三角和长三角的4152名农民工.根据调研,1980年以前出生的农民工,有40.79%的人认为自己是农民；而新生代农民工中,只有20%左右的人认为自己是农民,超过50%的人认为自己是工人.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超过20%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了“说不清”这个选项,1980年以前出生的农民工选择这个选项的比例约为12%.调研人员据此得出结论,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的双重身份有更多困惑.这次调研特别从社会公平感和城市归属感两个维度设计了六个问题对外来工的社会心理感受进行测量.在城市归属感方面,珠三角与长三角均有超过20%的农民工经常或总是感到“自己不属于这里”,他们对打工城市缺乏归属感. 近17%的农民工经常或总是觉得“城市人（本地人）很排斥外来打工者”,而上海市这一数字达28%.尽管农民工感到自己不属于城市人,也经常受到城里人的排斥,但是65%以上的农民工表示,自己从来不觉得“在城市里打工低人一等”.调查人员分析,外来工虽然在城里缺乏归属感,也时常觉得被人排斥,但是凭双手赚钱,尽管从事的职业相对低微,但他们并不觉得自卑. 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李大君长期关注北京建筑行业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在工地与农民工的访谈中,李大君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遇到歧视时,更多的不是采取传统农民工一忍了之的态度,而是辩解、争理,并不那么惧怕冲突. “有的人评价说现在新生代农民工太娇气了,耐受力低了,我并不认可.老一辈农民工已经把自己被压迫被歧视的事实内部合理化,所以他们可以承受很多本不应该承受的委屈.新生代不同,他们内心还没有把这些合理化,所以遇见不公平的事就要去反抗.”李大君分析. 目前的研究习惯于把1980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统称为新生代农民工.李大君在调查中发现,80后农民工与90后农民工在行为和观念上都有很大不同,所谓的新生代农民工内部其实也有着很大的分化.李大君认为,90后农民工相比80后,由于基本没有成家,权益意识不像身负养家重担的80后那么强,他们往往更加重视工作带来的体验,有的频频更换新手机,喜欢上网,习惯用qq聊天而不太适应面对面聊天. 接纳与融合 2010年发生的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以悲剧的形式吸引了全社会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个群体的广泛关注.而近来连续发生的潮州事件和增城事件则给社会又一次敲响了警钟：如何对待新生代农民工这个庞大的人群,如何化解已经存在的隔膜和对立,对于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健康至关重要. 在中山大学所做的调研中,珠三角农民工对社会不平等和分配不公感受最为普遍.近三成的农民工经常或总是感到社会不公,还有近四分之一的农民工经常或总是感到自己的收入没有体现自身劳动价值,两项分布均比长三角高5个百分点.而在社会融合方面,65%的农民工表示与本地人交往存在困难.超过六分之一的农民工表示没有机会与本地人交往.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对农民工与城市的割裂表示担忧.他认为,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以及现行户籍制度,中国目前的城市化只是“半拉子”城市化. “农民工只是贡献他们的劳动,并没有真正成为城市的一分子.这样会使整个城市分化成有差异的社会群体.如果这些分化了的群体之间缺乏相互了解和信任,那么很难说,这个城市是稳定和谐的.”李实表示.李大君也为他在调研中遇到的一些事情感到不安.他告诉记者,他曾经在北京亚运村附近的一个中产小区组织一场为建筑工人募捐旧棉衣棉被的活动.围观的人群中有人说：“为什么捐给他们？就是他们搞乱了北京.”这些话让李大君感到意外又义愤. “许多城里人对农民工还是那个刻板印象,而且我觉得他们很多真的很缺乏感恩的心,反而自以为优越.这是很可悲的.”李大君说.2010年初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及“新生代农民工”,明确提出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此后,中央及各地均在调研和寻找合适的解决问题之道.除了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方法提高农民工收入,减少其收入不公感之外,重庆、湖北等地开始尝试给农民工城市户口的办法,使其真正成为市民. 根据重庆的计划,将在2010年、2011年两年解决338万农民工的城市户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学者章铮对农民工“以土地换户口”的做法表示并不乐观.他曾经就农民工的收支情况做过一项调研,结果发现,即使考虑到最宽松的条件,也只有年龄在30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能够具备成为市民的经济能力.也就是说,农民工可以获得城市户口,可以成为市民,但是以其收入水平,将无法支撑在城市的生活消费,所谓的市民化将成为一句空话. 章铮认为,最根本的两个问题是就业和住房.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农民工无法真正成为市民.根据“十二五”规划,2015年中国城镇化率将由现在的47.5%提高到51.5%.但若没有人的城镇化,如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所言,将是一个“虚高”的城镇化,这种城镇化模式将不可持续. 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会持续减少.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亿多30岁以下的年轻劳动力,更是一笔宝贵的人力资源财富.如何把问题变成财富,如何使新老农民工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公平地分享社会财富,需要政府、ngo及社会各方用智慧和爱心来慎重求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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