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增城县志》难能可贵的务实

这么一来，一般读者怎能充分了解修志是个“利于千秋万代”的浩大文化工程？文化卷中尚且不记，算什么文化工程？．下一届修志，也仍然是少人了解的呀！也许有人说，古代的方志也是只附“修志始末”于志末的，这是食古不化。古代的修志又岂能与当代编修新方志调动“千军万马”的规模可比？

我觉得，《增城县志》正文中详细记述这一届修志过程是值得人们仔细回味的，这也可告慰修了十年八年志甚至以身殉职的志人啊！而且，这是当代意识的体现，眼下如果过分谦虚反会令人觉得虚伪。把地方志编修写进文化事业卷中，我不禁由衷赞美！当然，并非说它记得十全十美，另一部也是新近出版的《花县县志》把各行业的专志列成表反映，更显辉煌。

不过，《增城县志》虽无专志列表，但修志过程的艰辛记述得更胜一筹。但愿各地志书的文化事业篇章都写入当代编修地方志的过程，好让后人理解当代志人的努力。无论以后怎样修志，人们能从中寻找到经验与教训，这当是最好的史料。古人祁大夫推荐人才“外举不弃仇、内举不失亲”能传为佳话，当代修志工作者把修志的艰巨告诉世人，又何必羞人答答？

《增城县志》的《序二》中说，各级干部看到县志可以熟悉县情，革命老同志看了可以回顾峥嵘岁月焕发壮志豪情，各界群众、青少年看了可以认识乡情、增进乡土感情，华侨、港澳同胞看了可以作为了解乡情、沟通信息的索引，投资者看了可以熟悉投资环境，旅游探胜者可以凭此寻访风景名胜了解风土人情。这反映了编者为读者的设想。

老革命看看“老区分布与简介”、“地方武装”、“重大战事”，怎不引起难忘的回忆？看看老区的介绍，如引起支援者区建设的冲动更是大好事；投资者看看“各镇简况”，相信自有得益；本县中人乃至外县朋友看看“新风尚”，应有所启发，特别是“科技兴农”一目，言简意赅，颇见匠心，精练地反映了改革开放后农民的新精神，读来令人兴奋……

说到设《荔枝》卷的《荔枝文化》章与《文化》卷的《民间传说与故事》章，应当说是该志增强可读性、趣味性的一个设置。《民间传说与故事》，可以吸引中小学生去读读志书，以至旁及了解其他县情，也是好事。《荔枝文化》章有些“杂记”、“诗词”、“荔枝节”等记述，内容丰富多彩，更容易吸引读者。虽然看起来已有“越境而书”，但为了增强荔枝文化的色彩，却又何妨？

有人说：真实是志书最大的可读性，志书提可读性可以，提趣味性不行。其实在可能的范围内，增加些趣味性也未尝不可。难道志书就一定要由头到尾干巴巴么？旧志常有“杂记”，其中一些内容颇有趣味性。可惜新编志书没有“杂记”之类的篇什，如果市志连地方掌故也看不到，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县志有些“民间传说与故事”选登，也算是趣味性的一种吧？

《增城县志》是资料丰富的，这从较好地运用资料中显示出来。除了以上提及的设置中可见资料运用得较好外，还有《人口》卷的“开居简况”、《军事》卷的“日军侵略暴行录”等，均可见《增城县志》务实的资料运用。当我们仔细阅读各卷时，应该还会发现不少资料运用得当的例子。

不过，大概谁也不敢说自己编写的志书内容没有漏、应有尽有。同样，《增城县志》也有或漏、或资料运用得不够好之处。比如《文化》卷《文艺作品》章的“诗词选”节，把崔与之的《水调歌头》排在崔作中最后的一首，是不够恰当的。这首《水调歌头》是词作，一般文学史记作《水调歌头?题剑阁》，“水调歌头”是词牌名，“题剑阁”才是词题。

崔与之有“粤词之祖”之誉（该志中亦有记载），“诗词选”录崔的诗词作品理应首列《水调歌头?题剑阁》。这一章是效法旧志“艺文志”的形式，但翻阅之下颇感纳闷：为什么“目录”节中有在世人的作品，而“诗词选”、“文选”节中却没有在世人的作品呢？

也许编者奉清代方志家章学诚的《修志十议》为圭臬吧？章云：“艺文入志，例取盖棺定论，现存之人，虽有著作，例不入志。”（见《修志十议》）可是，民国时的李泰棻便已对此反驳道：“著作能否入志，主视作品而定”，“至作者之身份如何，生死如何，固不可问，以其毫无关系也。”“艺文与作者渺不相关，何其盖棺定论？岂生人作品不克臻善，必须盖棺始成名著耶？”李教授诙谐有力的驳斥，不知可否令编者们深思？

就算只录已逝者的作品，为什么“诗词选”中收入黄轶球诗七首，“文选”中却不收黄轶球主攻的文学研究作品呢？“文选”中只收宋代崔与之。明代湛若水和林明兴的作品，莫非当代已故文人竟无作品可以传世？黄轶球的《比较文学杂谈》、《官怨吟曲之研究》亦应有精彩片段足以传世吧？阅读志中记载，是盛赞黄轶球的呢。志未看透，故未敢说此是佳志或良志。然而可以说，这是一部独具特色的县志，是一部务实而有生命力的新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