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走上发展快车道，工业产值4年即增长近百倍；野草般“疯长”30年的新塘牛仔产业开始进入规范化阶段；摇钱树一般的汽车工厂从广州黄埔开进增城新塘，带动“汽车军团”，赶超了增城传统优势产业纺织服装业，即著名的新塘“牛仔军团”，成为增城最大的两个支柱产业。 十余年过去，产业园当年的“招商引资”已变成“选商引资”，还曾有过“几十家厂排着队要进园”的盛况，而依托广州、打好“广州牌”的说法并未变化，“发展目光不再仅仅盯着增城，大打广州牌”，“依托广州发展是增城的最大优势，增城的市场和商机在城市……要进一步打好广州牌，瞄准大都市……”类似的表态不止一次出现在增城主政者口中。 看今朝：融入广州农田上要建起一座山水新城 虽然广州向增城方向“东进”了10年，但增城规划的山水新城所在的中新镇和朱村镇目前还是以大片农田覆盖的农业区域为主。农田变城市，怎么变？恰处于该区域中心地带的广州教育城，或将成为这场华丽变身的桥头堡。拥有地铁站、交通便利、生活成本低、离中心城区不远，这是为广州市长陈建华所承认的优势所在。可以预见，广州市主导的教育城建设，与增城城市化西进的脚步，将互搭东风，共同成为广州东部板块融入“大广州”的一个平台。 目前，教育城征地拆迁基本完成，一期将在2015年迎来首批13所院校。周边配套带来的商机早已被各商家虎视眈眈，就在2014年年初，国务院批准增城撤市设区不久，教育城旁边一地块已被地产商以地王价拿走。现在这把融入广州的“广州牌”怎么打？对于“骨架良好”、基础略显薄弱的增城来说，不但要继续承接产业，而且在城市建设方面还要向市区看齐，交通上要与市区真正联网……每一项都是艰难的战役。 对撤市设区带来的发展机遇很期待，对可能随之而来的“城市病”有担忧，早在2003年，时任增城市委书记汤锦华谈到撤市设区问题时，就道破了这种纠结，“我们现在很担心，随着路网的完善，会出现新的城中村”。从目前的现状看，要实现再造百万人口的山水新城的计划，增城人需要以异乎寻常的“增城速度”才能达到这一目标。 瞻前顾后之顾：“新塘挣钱，荔城享福”分区发展模式历史上已成形 近年来，广州“东进”的步伐更多停驻在增城南部新塘，与广州的融合，也多停留在增城南部工商业发达的区域。实际上，新塘一带，向来是增城的经济中心，与广州联系密切；而增城市政府所在的荔城街一直是政治中心。增城备受称颂、被称为解决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矛盾关系典范的分区发展，其实在历史上就已成形。 解放前，增城南部被称为“下增城”的区域就是增城经济的重点，其中的新塘圩（旧时称农贸市集为“圩”）就是增城最繁盛的圩市。因为新塘是侨乡，人民富裕，而且濒临东江，四通八达。新塘、荔城两地发展也相对独立。“下增城人非因政治官司问题很少上县城，多有终身未上过县城的。”学者秦庆钧在其《增城回忆录》一文中这样写道。 这种自然发展带来的差异与特色，在新世纪初期被增城当政者优化、固化。这就是增城人引以为傲的“三个主体功能区”的规划布局，即，北部生态化，中部城市化，南部工业化。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城市化，主要集中在中部偏东的荔城一带，该处与广州的距离，比新塘距广州远了近一倍。在中部偏西、紧邻广州的区域进行城市化、打造新城，是近两年才有的规划。 这种分区发展，在经济上必然固定了原有的“北穷南富”态势，而这被艺术地归纳为“以不平衡的发展，破解发展不平衡的难题”，而当地人的调侃更加直接：“新塘挣钱，荔城享福”。增城的分区发展模式被广州市、广东省、中央党校课题组先后认可，被冠名“增城模式”，也被多名社科、规划学者称道。广州规划专家马向明称其为“全国仅有”，“如果不是那种分区发展，青山绿水早没了，所以撤市设区后，广州市的财政才有可能输送到北部，改善公共服务”。 瞻前顾后之瞻：新塘“城乡结合部”增城经济总量和质量有待提升 变成“增城区”后，产业之外的城市建设如何伸展？上一轮的“东进”没有给出答案，在做出巨大经济贡献的同时，也留下了诸多亟待化解的矛盾。从广州天河、萝岗一路向东，沿广园快速路驶入“东进”增城的“首站”新塘镇，能感受到城市面貌的巨大改变：街边水泥杆上张贴着层层叠叠的小广告，写着“工地急招”“诚信贷款”“聘”等字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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