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增城县新塘镇简屋边支部 在长达七年的艰苦岁月中对敌斗争故事五则

打入敌人内部，站稳脚跟，待机发展。1946年，甘东乡成立乡公所，按该乡惯例，湛姓当正的，伍姓当副的。党组织便暗中推选党员伍于柏当了副乡长，有了伍于柏当副乡长，我也顺利当了自卫队中队长。国民党县政府秘书钟某是党员伍灼培的表亲，新塘警察所所长苏某则是钟某表亲，党组织指示伍灼培利用这个关系打入警察所当了文书，苏把伍当亲信，因此，由广州及县城派到新塘活动的敌特组织情况以及军警戒严令、公文内容，伍都了如指掌，及时向党组织汇报，掌握了斗争主动权。

秘密散发传单是党支部做的事，每散发一次传单对群众都是一次鼓舞，既增加了群众对党的认识，又使敌人感到惊恐。党员散发传单的方式都很巧妙，有很多趣闻，记得有这样一件事：1947年秋，区委书记徐幽明带回一批传单，其中有《土地法大纲》等重要文件，要求大量散发。伍于柏、伍灼培他们把传单装在裤袋内，在镇上边走边散。这样做容易被人发现，伍于柏便将西装裤袋割破，让传单从裤腿漏出。

当他走到邮局门前时，发现一个伪警察站在那里，他急步前行，伪警察看见从他身上掉下一张张纸，由于天黑，看不清是什么，以为是钞票，急忙拾起放在衣袋里，走到香烟摊前掏出一看，见是传单，大吃一惊，正在这时，身旁站着的一个大汉拍着他的肩膀说：“长官，前面有共产党撒传单!”那个警察更加害怕，急忙跑回警察所，小声对同伴说：“共产党真厉害，撒了传单还敢回来告诉我。”这个笑话第二天便在新塘传开了。

要和掌握政权的敌人进行斗争，不能没有武装。自建立抗日大同盟组织后，党组织就很强调建立武装，武装就要搞枪。简屋边支部搞枪很有办法，一是买(别人出钱)，二是“拿”，三是“借”。买枪要大笔款子，当时每支枪平均算10担谷。党员都是贫苦农民，哪里有钱?我们让别人出钱买。

党员在村里串联青年大造舆论说，现在兵荒马乱，土匪到处打劫，要买枪保护村庄，以启发青年向管乡党的人、村中的绅耆、有钱的商人提出，要他们出钱买枪。经过一番思想发动，祠堂果然拨出一笔款子(先由商人垫支)买回52支七九步枪、1支驳壳枪。党员伍焕林动员父亲到乡公所活动，领回联防后备队的编制，由我和伍焕林任正副分队长，把别人买的枪抓在手里。

“拿”，就是打入敌人内部，把敌人的武装“拿”过来，掌握在自己手里。国民党部署“清乡”，加强地方武装，要乡公所成立自卫队。党支部就通过打入乡公所当副乡长的党员伍于柏的关系，把几个村的30多条枪集中起来自成一个中队，正副中队长和部分分队长都由党员担任，名为伪自卫队，实是我党掌握的武装。

“借”，利用宗亲关系“借”。1949年7月，为迎接大军南下解放广东，广州党组织要求郊县迅速扩大武装力量。党支部派党员伍焕林以保卫家乡共同联防的名义，通过宗族关系，“借”回步枪10支、手枪两支、掷弹筒两门、炮弹30发和一批子弹。又派党员伍灼倍到他姐夫(自卫队长)那里，也以保卫家乡名义，把自卫队的10多人枪拉了过来；

仅在一个月内，便组成一支有60支步枪、10多支手枪、两挺机枪、两门炮的武装队伍，连同自己掌握的80多人的武装自卫队，于增城解放军接管后进驻新塘，投入三军支前，追歼残匪、开展建设等工作。

早在1944年10月，东莞水乡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发展很快，急需扩充兵员，上级党组织布置简屋边党支部动员青年参军；

由于简屋边村青年经常接受党的宣传教育，青年都踊跃参军，党支部先后动员10多名青年参军。1949年7月，水乡区委把泥紫、塘美两个支部的部分党员和革命群众组织起来，组成一支名为“过江龙”的队伍，去东莞水乡打游击，简屋边支部为他们到禺东购买了一批手榴弹和几批子弹，并承担全部枪械的修理任务。简屋边党支部对建立党的地下武装发挥了重要作用。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