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选择 申军良在2017年11月的开庭审理上见到了其他家长。湖南郴州的邓自和夫妇卖米粉为生，他们被拐走的儿子邓云峰在家排行老二，其他三个孩子还在读书。湖南永州人李树全在广州工地上工作，妻子在老家养育两个儿子。江西人钟丁酉在老家搞建筑，也在照顾家中小孩。杨佳鑫的父亲杨江，2008年10月，在没找到孩子的回程火车上心灰意冷，跳车身亡。杨佳鑫母亲改嫁，来参加开庭的只有孩子的大伯。 和申军良不同的是，这些家庭一开始不知道人贩真名，寻子毫无方向。渐渐地，他们一个个回到老家，生下老二或老三，极少走在寻子路上。2004年，儿子邓云峰被张维平拐走时，邓自和在火车站当卸货工，一个月工资最多两千，有时才八九百块钱。妻子邓叔环炒个青菜的时间，坐在门口吃甘蔗的儿子被邻居带走。他从队长那听到消息赶回家。 他去广州火车站，央求门卫晚上把自己锁在候车室，好白天一开门就能蹲在检查行李的地方找儿子。蹲守7天，他没洗澡，没换衣服，饿了就让外面小卖部的人帮忙泡个方便面，有汤还能省了喝水的时间。拿着家里两三千的存款和工友借给他的九千多，他去电视台。电视台一分钟档期要540元，他买了三次，播放自己寻子的录像。 寻人启事他也发，生活费之外，他匀出一千元打印了2000份。老板问他排版，他说不懂，问他儿子的特征，他憋了半天才说“头顶有两个转，左手断掌”。他没有手机，留了姐夫的电话。一个月后，寻人启事发完了，钱也花完了。借不到钱。他家五兄弟两姐妹，每个人家里都有差不多三个小孩，那时候老家没有零工打，大家都没钱。他把妻子和四个月的二儿子送回了老家，自己又回去工作。 邓自和除了去警察那问问，就只能祈祷电视剧桥段发生：两人推着卖爆米花的小车走在路上，迎面碰上失散多年的儿子。邓自和这样相信着，走上广州街头瞎转悠，看着来往行人的长相。没钱印刷，他就把寻人启事伸到别人面前，在别人伸手接的时候又不好意思地缩回来，苦笑几声，“只有几张了”。有人打电话提供线索。去吧，两人担心钱打水漂，不去吧，又暗暗骂自己窝囊，对不起孩子。这个线索或许是无效的呢，他们会想。 2012年，小女儿6岁时，邓自和回了老家。夫妻俩买了做米粉的机器，每天两三点起来送货去早餐摊位和零散村户，一个月赚七八千的收入供孩子读书。见到申军良之前，邓自和经历了一次失望。2017年6月，警方打电话让夫妻俩赶到广州。夫妻俩倒掉了前一天做好的米粉，第二天两三点就醒来准备出发。邓叔环晕车，到了刑警队还迷迷糊糊的，一个劲问孩子在哪里。 “暂时不提孩子。”一名警察说，这次只是辨认人贩子。忍着失望，邓叔环一眼就把发福变老的张维平认了出来。她怎么会忘呢，孩子被拐后很长一段时间，她每天都要强制自己回忆几遍他的长相。再一次看到张维平则是在庭审时。申军良坐在前面发言，邓自和想带着家长打张维平出气。搞掉了两次警戒线后，六七个警察轮番用眼神向他施压。 他安分了，孩子没找到，要是自己坐牢，就太不划算了。第二天，他跟着申军良一起去紫金县找孩子。几个同案家长把孩子们的信息都印在同一张寻人启事上，一起在人流密集的广场、集市上发放，地毯式搜索紫金县的学校。晚饭间，大伙一起喝酒。申军良举起酒杯，给大伙打气“范围已经缩小到紫金县了，大家努力，一定要找到孩子。”其他家长们也站起来，伸直胳膊，“哐”一下碰杯，饮尽杯中酒。 申军良给大伙建了一个微信群，叫“被同一伙人贩子拐走孩子的群体”。一周之后，这个群里只有申军良一个人在紫金县。李树全称，需要回家赚点钱，再来紫金县。邓自和也放不下家里卖米粉的生意和孩子，回了老家。“我们不能把身边的孩子放下，不然我们亏欠的就不止是云峰。“邓叔环说，小云峰被拐前几年，她没心思赚钱、照顾孩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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