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城始建县史料考辩及建县年代的商榷

反之，若依梁君之见：该志“有若干资料反映建安年间的行政建置的”，则上述刘昭等多位的批评，便当是失误的话了。其实，所有先贤的批评，如果换个角度当作志郡国者选材取料的原则，这对当年从事私家修史的司马彪来说，不仅容许，而且他也有作出这选择的自由。后人对其何以作此选择的原由利弊可以探讨，却无由苛责他非详“安顺以后”不可。

梁君以彪志不详‘安顺以后”，进而怀疑该志断于永和五年的真实性，在逻辑推理上也是欠妥的？再说，彪志自称“但录中兴以来郡县考异”。向被视为《汉书 地理志》的续篇，千余年来谁也没说过他“在理论上说不过去”。而且谁都知道：一部由司马彪独撰的，包括纪、传、志共80篇的《续汉书》，本来就是记述“起于世祖，终于孝献，编年二百，录世十二”⑦的后汉完史.

唐五代前它单独成书，流传于世，到北末初，因孙奭建议将刘昭补注的司马彪《续汉书》八志与范晔《后汉书》的纪、传合刊后，始成今天人们所读到的120卷《后汉书》，彪撰郡国诸志这才被人为地肢解离开它的母体《续汉书》。明乎此，如若今人再去责怪司马彪修后汉断代史，偏郡国志遗漏晚汉八十年，岂不反倒有“以偏概全”之嫌！

另者，关于彪修《郡国志》，何以舍后汉最高纪录的冲帝永嘉二年（应为元年，即公元145年）户口数，而取位居其次的永和五年户口数，这问题刘昭作注时，早已提出“良不可解”的疑问，因为郡国志一般应载极盛之时。对此，梁方仲教授在编制后汉各朝户口数表时也曾引起注意。

经梁先生考正，刘昭所引《帝王世纪》“永嘉二年”户口数，当为“（桓帝）永寿二（或三？）年之误”。查汉桓永寿二或三年（公元156—157年）户口虽如刘昭所言“颇增于前”，但“单师屡征”⑧，天下已显离析之兆。可见彪之取断和他志郡国不详安顺以后，并非事出无因，值得后人仔细斟酌。顺作附述，以供识者参考。

二、关于《郡国志》记述中中“有若干资料是反映建安年间的行政建置”问题

据说，上述结论乃梁君“分析”后所得。然略核梁所举两例，有读史粗心和张冠李戴之误。谓之“粗心”者，今本《后汉书 郡国志一》有注者刘昭于彪志正文“以为郡国志”下写的注称：“本志唯郡县名为大书，其山川地名悉为细注，今进为大字。新注证发，臣刘昭采集”⑨。就是说刘昭借此告诉读者，经他手注的彪志，有大小两种书体，除司马彪原志文用大宇书体外，还有他采集来“证发”志文的新注资料。

今本印刷按古人注书习惯，为示两者的区别，对刘注用小字书体。今流行于书市的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版本的《后汉书 郡国志》便属此例；中华书局的版本则大字书体的原志文，还有笔划粗细之分，即郡县名用粗划大书体，城数、户口数、确切建置年代，个别历史旧称、特产用细划大书体。对此，梁君读志时，有意无意地将志文、注文混为一读了。

如梁文所举首例郡国志四丹阳郡下“秦，鄣郡，武帝更名。洛阳东二千一百里。建安十三年，孙权分新都郡”，这段小字书体的文字分明是刘昭证发志文的新注，而梁君竟错把它当作彪之志文看待，于是彪志记述有“反映建安年间行政建置”的资料，这个结论自然是错的。

梁文之例二是，《郡国志五》有“右交州刺史部，郡七、县五十六”之文。由此，梁君作了交州是建安八年设置的论证，拙文《我见》中关于清人全祖望的一段话也被援引了。不言而喻，这又是梁君《郡国志》非取断于永和五年的“证据”之一。其实，这又是个读史常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