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城市境内粤客通婚调查报告

增城地区宋元之后成为以粤人（当地称作“本地人”）族群为主的区域。而客家族群大部分人是在清初康熙“迁海复界”后由粤北、粤东北陆续移入的。这两大族群在增江流域杂居共处的300多年间有时虽有摩擦，但总体说来共存共荣还是主导趋势，这种“粤客共存”的和谐关系一直保持至今。

刘平先生在其专著《被遗忘的战争——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研究》的“结语”中引述2001年7月美国夏威夷大学蓝厚理教授给他的长信说：他60年代在檀香山仍发现有土客对立的情况，这些来自中山的华人“对客家人充满仇恨，决不容许其子女与客家人通婚”；同时，刘平先生也对现今广东土客间的关系，特别是通婚的情况表示了极大的关心.

盼望有“科学的田野调查”。本文通过对增城棠厦客家村和白湖本地村进行入村“田野作业”，对粤、客村民的通婚情况作逐户调查和量化分析，以展示现今粤客两大族群之间深入的互动状况，企图借此调查结果，更有说服力地回答海内外学人对广东粤客两大族群关系的疑虑。

前言

刘平先生在其专著《被遗忘的战争——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研究》中认为咸丰同治年间广府西路土客大械斗涉及的区域较广，中路乃至南路、北路都有波及，乃认定这场械斗是覆盖全广东的。又在其“结语”中，转述2001年7月美国夏威夷大学蓝厚理教授给他的长信说，他在60年代的檀香山仍发现有土客尖锐对立的情况，这些来自中山的华人虽未参与广府西路土客大械斗，可是他们“对客家人充满仇恨，决不容许其子女与客家人通婚”；

同时，刘平先生也对现今广东土客间的关系，特别是通婚的情况表示了极大的关心，在不同场合向新加坡人、广东人询问过，对于所得“当地粤客关系不错”的答复，不太相信，盼望有“科学的田野调查”。针对刘平先生上述两个问题，2011年10月在赣南师院举办的第十届全国人类学高级论坛暨第二届客家文化高级论坛上，作者提交了题为《论清咸丰同治年间广州府东路的土客共存——以增城为中心》的论文。

论文用我们对广州府东路增城、东莞、新安（即今深圳、香港）地区，特别是增城田野作业所得资料与相关典籍，论述了清咸同年间广州府西路发生惨烈的“土客大械斗”之时，广州府却是“东路无战事”：土与客，即粤人与客家两大族群并未卷入这场劫难，他们基本上相安无事，共存共荣，而且这种“粤客共存”的和谐关系一直保持至今。因此，刘平先生认为那场械斗是覆盖全广东的看法并不全面和准确。

对于“土客通婚”的情况，该文在“2·3建国后粤客族群关系的发展”部分以举例的形式作了回答：“解放前通婚的情况较少，解放后多了，特别是60年代以后就越来越多了”。2012年3月我们对增城棠厦客家村和白湖本地（即粤人）村进行入村“田野调查”，对粤、客村民互相通婚的情况作逐户调查并作出量化分析和统计，借以展示现今粤客两大族群之间深入的互动状况，企图借此调查结果，更有说服力地回答海内外学人对广东粤客关系问题的疑虑。

中国传统宗族社会中，家族是把婚姻视为是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头等大事，家族世系血脉能否绵延即系于此。就是说，它关系到一个集团的社会存在问题。而生子的贵贱，也直接与家族的荣辱兴衰相关。所以传统婚姻强调的是“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决不象当今现代人认为的那样它仅仅是自己个人的私事，与旁人无关。传统的婚嫁观同样是旧时增城客家人与本地人的指导思想。所以，历史上尽管增城的本地与客家两族群间相处和谐，但终因语言、风俗、经济水平等差异，族群间的通婚非常少。

增城传统社会的婚嫁范围仅囿于客家嫁娶客家，本地嫁娶本地的封闭型婚嫁圈。解放后，社会生活发生了极大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客家和本地的年轻村民走出去，外出学习或打工，接触社会和人群的范围大大增加，生活观念、婚嫁观念也为之改变，可喜地出现了客家嫁娶本地、本地嫁娶客家，乃至嫁娶外地或外省人的“开放型”婚嫁。下面即是我们对比屋客家村和白湖本地村“开放型”婚嫁情况的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