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城市境内粤客通婚调查报告

可以想像，因这些“对亲女”的“不满”情绪，必然会导致双方家长之间的“不满”，自然会影响到姻亲间的关系；如果“对亲女”的情绪稳定，感到生活美满，姻亲间的关系也会随之亲密。那么现在，特别是90年代以来“对亲”人员逐渐增加，“对亲”姻亲之间关系会是怎样的呢？

通过对棠厦村、白湖村的实地调查，其结果打消了我们事先的一些主观担心：双方的村民无论男女，对“对亲”都持欣然接受的态度，认为是“很兴”的一种社会时尚，全然没有了早期人们心理上那种人为设置的藩篱，这个问题应该说已不是什么问题了。两村村民看待“对亲”持开放的态度，姻亲间走动的情况也很有一致性：

两村“对亲”的姻亲，如果是在增城当地的，凡逢年节，村里“做景”，或家里凡有“做好事”等等，“都要请喝酒，来往密切”。如果在外地、外省的，因路途关系，走动就不那么频密，但也要隔段时间或请对方来或自己受邀去探望，他们说“正好借机会旅游一下”。增城“对亲”的粤客姻亲双方，因“对亲”婚圈的扩展，双方的人际关系网和眼界也相应扩展开来。

结束语

旧时粤客不“对亲”，是宗族社会强调血缘纯正的产物。解放以来的几十年间（尤其是改革开发以来），宗法制度被破除，宗族社会土崩瓦解；农村的生产关系、生产结构、社会生活，乃至家庭关系诸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渐渐磨去了过去族群身份造成的差别，这为粤客通婚创造了必要的社会条件。从棠厦、白湖两村粤客间的婚嫁看增城地区的粤客通婚，时间大致应是从六七十年代开始，以后陆续多了起来。

这次田野作业得出的增城粤客族群间的通婚率现已达百分之二三十，这让我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因时代的发展，社会关系的改变，“粤客族群之间的互动在日益深入”确是明显的事实。对于这种改变，上楼四社的村民很朴实地说：“本地和客家的对亲是随社会走的嘛！”，真是一语中的！其实，发生在增城的粤客通婚，仅是中国现实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它不仅发生在增城，同样也发生在岭南和其他中国广大土地上的其他族群之间。

注释：

（1）刘平：《被遗忘的战争——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4月），第5页。

（2）刘平：《被遗忘的战争——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4月），第376-377页。

（3）该论文已由《增城日报》在2011年12月5日和2011年12月7日分两期全文转载。

（4）2012年3月下旬我们对增城的白湖村、棠厦村进行了入村调查，参与调查的还有暨南大学陈延河教授与深圳大学张卫东教授。调查得到了增城市方志办老主任黄卓夫先生和增江街、荔城街两街道及文化站的大力支持；荔城街文化站站长钟新林先生还陪同调查，特此表示感谢。

（5）2011年11月初，我们曾拜访棠厦村委会。村委会请来几位长老：90岁退休的原村副书记潘叔钦、85岁的老队长潘锦锴、79岁的原广东警官学院干部潘冠东、71岁的原棠厦小学校长潘容富。长者们热情的介绍，让我们收获甚丰。2012年3月下旬再次进村，村主任潘伯好（54岁）又热情地接待我们。借此深表谢意。

（6）2011年11月初，增江街文化站副站长徐容锦、增江街党政办工作人员尹细聪陪同进村；白湖村老书记尹陈深先生提供了尹氏族史研究所1996年刊印于北京的《广东尹氏族谱》，在此一并表示感谢。文中此段话即摘自该族谱前由尹河森撰写的序言。

（7）见拙文“论清咸丰同治年间广州府东路的土客共存——以增城为中心”，《增城日报》2011年12月7日。

参考文献：

1、刘平：《被遗忘的战争——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4月。

2、增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增城县志》，1995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