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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城市新塘镇大敦教训:工业化和城市化脱离的窘境

11-12-5 09:10| 发布者: lujunfei| 查看: 3594| 评论: 0|来自: 《财经》

摘要: 年工业产值超过十亿元,拥有近九万人口的大敦村,在中国现有基层治理模式下,成为一个工业化与城市化脱离的典型样本.2011年11月24日,广东《增城日报》以《为大敦村群众营造幸福生活港湾》为题,用整版篇幅对该村“一 ...
新塘镇下辖71个行政村,16个社区居委会,户籍人口22万人,外来人口50多万人。2010年,实现工业总产值751.48亿元,工商税收入库39.89亿元。就经济和人口规模而言,新塘镇已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事实上,这个镇的人口远远超过内陆的多个县区,其工业总产值更是很多内陆城市无法企及的。

但囿于行政级别,新塘镇的人、财、事权皆受到限制。仍以大敦村为例,2008年该村从财政方面获得的新农村建设援助金额仅为58万元,根本无力提供足够的公共服务,而村里在2006年-2008年投入村容村貌的建设资金就高达9568万元。目前,村里的学校、医院、公园,以及一条六车道马路等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都是由集体收入或通过企业赞助的方式提供的。

“脚大鞋小”是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对珠三角一些县镇“财大权小”的形象比喻。在现有等级分明的行政体制之下,与其他经济强镇一样,新塘镇的现实就是“市级的经济总量、县级的人口规模、镇级的管理权限”。“理论上,工业化与城市化就像两个齿轮,应该同步运转,但在新塘,在大敦村,齿轮是不同步的,一个拼命运转,一个基本上停滞,这就造成了断裂。”何艳玲说。

社会管理不等于维稳

“6·11”事件后,增城市强调“创新社会管理”改革,并推出一系列措施。措施之一是解散大敦村治安队,取而代之的是具有同等规模的联防队。与治安队不同的是,联防队不再由大敦村管理,转而由新塘镇派出所管辖。2011年11月10日,广州市政法委进一步宣布,全市16万之众的治安联防队员统一改编为辅警。这意味着,此前遍布在广州各大乡镇和农村的维稳中坚有了新的身份。

但何艳玲指出,这些做法仍是变通的权宜之策,把治安队和联防队都改为辅警,这样不占用编制名额,又归警察管理,其实就是警察与辅警之间产生委托关系,与法理有所抵触。按照增城市政府的规划,大敦村要建成“村一级社会管理服务典范”,具体措施就是建立“一站三中心”,即综治信访维稳工作站、出租屋和流动人口管理服务中心、工商企业和社会事务管理服务中心、文体活动服务中心。

从“一站三中心”的主要职责来看,其主导思路仍然是维护社会稳定。2011年7月4日,增城市委办公室下发《将新塘镇大敦村建成村一级社会管理服务典范的通知》(下称《通知》)。《通知》共有三项内容,其中第一项第一条即为“加强治安管理工作”:“加强大敦村及其周边地区的治安巡逻,加大对治安案件的查处力度,严厉打击暴力犯罪、‘两抢两盗’犯罪、罪恶势力犯罪等刑事犯罪,实行常态化治安管理,确保社会治安工作不下滑,至2011年底大敦村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同比下降10%以上。”

“现在很多的创新社会管理实际上就是进一步维稳而已。”华南理工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朱一中分析,“十六大”以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被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上。虽然社会管理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在一些地方,社会管理被简单理解为维护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事实上,社会管理应该是社会居于主导地位,由政府、公民一起协同治理。

何艳玲也表示:“现在地方官员有很大的压力,因为不准当地有冲突有矛盾,一旦出了冲突,官员要被问责,怎么办?只能维稳再维稳。在警力正规编制不够的情况下,就雇佣治安队、联防队、辅警,大家一起来维稳”。“以前政府被增长所绑架,现在是被增长和稳定一起绑架。”一位不愿具名的学者说,“现在的社会管理,本质上仍是政府管理。在现有的问责压力下,官员想到的只是维稳,而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经历“6·11”事件之痛后,新塘镇也启动了新一轮扩权计划。由增城市综治办起草的《情况说明》提出,“市有关职能部门加快下放管理权限,人员、经费、编制同步下放,坚持重心下移,加大人力、物力、财力支持,增强镇级统筹管理服务能力。”“这意味着,接下来增城市的资源会向新塘镇倾斜,新塘镇的资源会向大敦村倾斜。”一位新塘镇党政办人士表示。实际上,在广东省推行的“强镇扩权”改革中,新塘镇在2010年5月就被列为试点。

这项改革旨在赋予新塘这类中心镇、特大镇更多权限。不过,多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专家学者均表示,业已试点近两年的“强镇扩权”,并未改变现有的行政体制资源分配体系。目前扩权仍侧重于与市、区、县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分配,乡镇一级涉及较少,在关键的财权、人事权的改革方面,更无突破。

2011年11月14日,在广东省深入推进行政制度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广东省代省长朱小丹表示,广东将进一步推进强镇事权改革,但未提及财权和人事权的分配问题。“强镇扩权涉及到资源重新分配,本质上仍是镇里面的权限需要县里面给。可以想见,核心资源仍不会下放到镇里面,因为镇里根本没有筹码去和县里博弈。”一位长期关注“强镇扩权”进展的学者分析说。

在朱一中看来,解决基层治理难题的根本办法,还是要在城乡二元管理体制改革上有更多的突破和作为,“首先是实行城乡居民统一的户籍改革;其次要抓住政府职能改革的契机,加快社区民主管理步伐,通过组建社区服务公司、社区活动中心等多种形式的服务社会化途径,加强社会自我管理能力”。

作为《基本公共服务纲要》的主要起草者,广东省社科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郑梓桢表示,当下急需加快推进基本服务均等化,“公共服务分为不同的层次,较低的层次就是实现基本服务均等化,较高的层次是采用积分制给予外来工本地户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底线公平。‘6·11’事件表明,现在连底线公平都没有落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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