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增城事件后，政府割掉了治安队这个令人生厌的“盲肠”，而未曾化解横亘在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鸿沟。外来工无法享受本地人缴纳45元即可享受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也很难让子女进入设施完备的大敦学校就读。秦子勇的三个侄子侄女，必须每天搭乘校车，到东莞私立学校上学，每人每学期的学杂费需2000至3000元。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博士生汪广龙在2011年10月赴大敦调研。他发觉大敦村内几乎家家户户都换了新锁，且不止一把。而大敦治安队被取缔后，外地人也从不敢越界，极少进入大敦村内，只在沿街厂区及生活区内活动。双方均墨守着多年来业已形成的封闭隔绝的交往规则。多名四川外来工告诉汪广龙，2012年7月，大敦本地人组织了一个“保卫家园”的活动，十多岁到四十多岁的本地人，提着钢管巡逻，禁止外地人在东江江畔玩耍。那是因为“江边一群一群的四川人总在打牌，吵吵闹闹的”。 现在，由于原有的治安队被取缔，村民们甚至抱怨村里的治安变差了，特别是偷盗事件明显增多。一名大敦村民的家中被盗，他一口认定这是外地人所为，理由是小偷竟然用十多条牛仔裤结成绳梯用于攀爬，“只有外地人才会在牛仔服工厂打工。”流洲岛是大敦村村民种植龙眼、香蕉的地方，常有人前去偷盗。至今，大敦村旁的渡口，仍悬挂着村委会立下的一块公告牌：“各村民外来人员，本渡是为村民方便过海耕作，非营业性。为防村民农作物被偷窃……经村决定，外来人员一律不准过渡。” 2011年9月，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何艳玲曾受增城市政府委托，就增城事件发生机制进行调研。她发现，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速度的断裂、政府管理质量与市场改革规模的断裂是矛盾的根源。在何艳玲看来，大敦村本地人与外来工之间的问题，并非是矛盾与冲突，而是误解与隔膜。“这是长期的制度设计所导致的，需要从根本上调整。我们需要去反思在大量人口涌入及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如何进行乡村治理。” 逃离者 对企业家而言，受困于欧债金融危机的影响，2012年年初的订单更是下降了30%。但缩水后的订单，却招不到足够的工人来完成。等候了数日仍然招不到足够的工人，刘亚平决定撤了。2月13日，以一半的价格贱卖掉二十余万的机器，支付完仅有的5个工人的工资及厂房租金后，他关掉了已操劳8年的制衣厂。“真的很累了。”刘亚平带着满心不甘与沮丧。在他看来，招工难只是推倒自己的最后一块多米诺骨牌。 订单不稳定、原材料涨价、管理混乱及低级的产业模式，早已让这个小厂步履维艰。这并不是唯一倒霉的工厂。新塘商会会长湛学驹介绍，2012年以来整个新塘已有十余家牛仔服工厂倒闭，近百家无牌无证的家庭作坊被政府查封，更多难以计数的小工厂，则走在负债连连的崩溃边缘。新塘这个声名显赫的牛仔之都，源于产业自身积弊及环境动荡，在2012年春天迎来了最为刺骨的一阵寒风。 牛仔服曾是新塘的骄傲所在。上世纪80年代，大敦村民还过着种植香蕉、甘蔗的农耕日子，一个港商来此办起了首家牛仔服制衣厂。随后十余年，这里的厂房如热带森林一般涌出。目前，新塘已有牛仔服生产及配套企业四千余家，年产值超过200亿元，全球每销售三条牛仔裤，就有一条来自新塘。80%外来工均从事牛仔服生产的大敦村，也成为闻名的“中国牛仔第一村”。 但这个春天，前所未有的挑战来了。一方面，日益高涨的原材料价格，困扰着工厂老板。质量好些的棉纱从几年前的每吨1万多元，上涨至如今的每吨3万多元。这让零散、弱小的牛仔服工厂在危机到来时，显得愈发弱不禁风。如今，受困于劳工荒及欧债危机的影响，六成产品销往国外的新塘牛仔服行业早已风雨飘摇，2012年年初的订单更是下降了30%，利润也下降至不到5%，这意味着生产一条牛仔裤甚至赚不到一块钱。 在大的经济背景下，严重缩水的订单，却因为招不到工而难以完成。“车间里仅有1/5的机器在运作，整个厂现在就像个踉跄的跛子。更要命的是，工厂已经连续三个月负债运行了，每个月一开门就损失5万块。”国力制衣厂老板傅余明说，“现在只有早死与晚死的选择了。” 当地最大的牛仔服交易市场——新塘服装商贸城客服专员钟璐霞告诉记者，受困于生产的惨淡，该商贸城也陷入了无货可卖的尴尬，目前一栋楼近1400间商铺，仅有40%开门营业。生意冷清，不少店主打起了麻将。只有远处停放着的近10辆重型卡车，让人能想见往日的繁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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