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正值打击走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加上地方主义作怪，对方不准以种养农桑鱼塘为主奖励的化肥出口为借口，装去的那船稻谷被当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扣押了，搞到很麻烦。后来回新塘公社写了证明，证实船中粮食是自己集体自产的，只是因为缺少化肥才来贵地兑换，后来才放船放行，并将兑换的化肥顺利地运回村，完成当年为增产增收出使顺德的交粮梦。 统购统销一直延续至1992年底才取消。直白说，体制改革开放之前，农村农民的工作和生活是非常艰苦的。上世纪70年代是知青下乡的踊跃时期。知青非常明白当时农民艰难困苦的生活环境和状况，因为当时农民不仅要完成当年的种田交粮任务，还要饲养生猪三鸟的交售任务。当年每一个下乡的知青每年都要交售一个鸡的任务，社员每3-4人就要完成两头生猪任务，叫工分猪和任务猪。每头猪分配一分饲料地，猪要养到120斤（水重）才为交售重量的标准。 确实是有困难的农户可到当地大队写证明后提前上调。当时人人都不够粮食，虽然猪可喂野生草如香蕉身、水芋等作饲料，但完成任务是有难度的。当年的任务是最迟十二月底抬去食品站交售。抬到食品站不够重，老实人只可将不够重的生猪抬回家再养，养多些时间再抬来。有些狡猾的人抬到圩口的鱼塘边，便将猪连猪带笼放到塘里饮饱水再抬到食品站交售，还说看磅的人不够眼，倒打一耙。 在我们农村中，农民还要参加有一种繁重的任务就是作冬季水利，如作山塘、筑水坝、作大堤、修水库、清河流等大型水利工程，还要参加一年一度冬季的大规模的浩浩荡荡的农田基本建设——冬季水利大会战。按当时不完全的统计，增城地区记忆尤新的就有新新大围大会战、大敦大堤、梅州水库、兰溪水库、大丰门水库、金坑水库、水星水库工程、西福河工程、瑶田、石下河工程…… 每到冬季之际，每年每村都要抽出主要劳动力百分之五十以上，由村派人领队，集体办伙食，在执抽后按指定的地方集中报到。风吹落雨都一样要上马。如1966年7月20日新塘大围动工兴建作大堤，1973年新塘公社组织动员1、2万人次整治官湖河裁湾取直水利工程。当时新塘地区流传一句民间谚语叫“鸡屙尿都会浸官湖桥”来形容此处地位非常低。同年冬又动员9000人次整治雅瑶河3.9公里水利工程。 作水利时，是在指定的地方上安营扎寨，分任务时一般按人囗带土方分配到大队。人口多的土方任务就多，人口较少的相对来说土方任务就较小。当时交通比较落后，没有汽车，更没有钩机、铲车、装载车等现代化机械，就连胶轮车都少见。当时整个新塘公社农机站才有一辆装胺水的东方红汽车，公社二十四条村轮着来到广州氮肥厂装胺水或母液落田作化肥之用。所以当时农民到远方作水利，只能靠步行，靠人工担来解决。 然而从增城新塘的南部步行到大丰门、到兰溪或金坑工地作水库的北部地方，不要说要翻山越岭带劳动工具了，就是步行到路程约一百公里以上的地方去担土方工程也真不简单，如果跟现代的人来说简直不可思义，或许称为天方夜潭的事了。讲来确实是令人心寒和费解，但也的确是无可非义的过去和事实。1975年秋，笔者当年也曾经亲身带领本村35名青壮年参加兰溪水库开掘的环山沟排水工程。工作肯定是辛苦的，但劳动时有讲有笑，又是愉快的。还记得那时从工地到兰溪村的购物小商店来回要一个半小时以上。 另外，在工地上担泥作大堤，时间紧，任务重，必要时拉电灯加班加点，用人海战术、日以继夜地干。根据当年有关资料记载，1975年冬是全增城县大战增江河工程的一年。那年凡是水利工程任务未能完成的大队（包括指挥部的部分工作人员），就算做到年三十晚都不能散队回家。如果发现在工地上“搞事”或“偷鸡”的人，就会被捉回批评挨斗，严重的捉住进行游街巡回示众。 那时称为叫作行政命令的大生产年代。我们当时为了兼顾以人为本的中庸观念，还是采取了灵活的“杀猪慰劳，共渡难关”的人性化办法。跟到场人说明，不早日完成任务就不能早日回家，拖延只会耽误工作只会惹麻烦的事情讲清楚。结果在大家群策群力的努力下开夜工，加班加点再加菜，终于在年廿八下午完成了土方工程任务。由此看来办法总比困难多。我们便高高兴兴地在当晚乘夜开船回家准备过新年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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