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大集体的生产时代，是按劳取酬集体分配的，当年的口号是“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交公粮是统一由集体交的，余下粮食由集体分配。新塘地区是1958年10月2日成立人民公社的。记得新成立人民公社之际，在新塘江边合农栏处搭了个大戏棚进行庆祝大会。当年以各大队或各自然村为单位办起了公共大饭堂。 刚成立之际，为庆祝人民公社成立，适逢中秋和国庆，皆大欢喜。我们村也杀猪宰鸡，全民举杯庆贺。那晚饭笔者也在村参加庆祝聚餐，在祠堂里八人一席，大家都非常高兴。有觉于“胜地不常，盛筵难再之感”。但到半夜之际，笔者父亲发起病来，又屙又呕，长夜呻吟。那时候半夜找医生等于平步上青天。唯有开门问人求救，一问，原来家家户户的大人都如此。天光后片长带着下湖白石片刘承怀、李惠中、徐切潮、单德希等大批中、西医医生过来村会诊，治病救人。 讲起来当时的公社干部和医生都是非常爱民和负责任的。后来查清问题是出在聚餐杀鹅时那些装过杀虫粉农药的竹箩身上。好在村民经抢救后平安大吉。后来公社、片、村的干部严厉批评了那保管员，严肃指出这是草管人命不负责任的行为。在公社化时加菜，伙食好的当时叫“放卫星”。那年笔者正读小学，为了支援农业，我们高年级的学生星期天和寒假也参加打夜秧和晚稻的收割工作，初中暑假期我们也参加打夜秧和插田工作。有时为了获得一斤鸭蛋的奖励，起早贪黑，时常插半亩禾才天光。有一次生产队还奖励了笔者一枝钢笔，感到非常高兴。 公社化的大同生活很愉快，但好景不长。集体粮食续渐缺乏，至1959年6月17日，农历五月初五日，连日落雨，邻乡茫茫一片泽国，大水淹过鱼塘围堤，那时满街河涌都是鱼。当年发生大洪水，围堤大水过三尺。水位浸至瓜岭村宁远楼一楼还超越20公分。水乡江边房屋倒塌严重，据不完全统计，就是瓜岭村也倒塌50余间房，大敦倒塌700余间房，田心村也是百余间房。故此，1960上级政府派来救灾工作队，提出“重建家园”的号召。当年凡是倒塌的房子政府都有重建的资助款，并组织邻乡的泥水木匠很快使没房住的社员解决住房的问题。 虽然有八方支援但水稻仍然严重失收。洪水过后鱼虾满禾田，六月禾田中随你拿个鱼具到田间行一圈就可以鱼虾满载而归了。屋漏偏逢连大雨，开船又遇顶头风。经济环境刚好，但1959年之后的1966年6月16日又遇上百年少见的第二次洪水。这时早稻禾刚刚成熟未割，故造成甚大的损失。大水过后用中山式打禾机日夜加班加点打禾，打出来的谷多数巳发芽。好的交粮国家，差的留给自己食，显示我们农民兄弟的大公无畏胸怀。 由于出现三年自然灾害导致国家三年经济困难，笔者那时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听说当时人民公社过渡规模过快过大，当时领导层中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存在着浮夸风，瞎指挥。如当时离谱的每天“中午广深火车过烧高炉(让洋人看)、大练钢铁”“一刀切农业深翻，移苗并块”，加上面级级虚报假数字。原来到年底反瞒产时，各村上报的大话数字：“水瓜打锣，吾够一半”。 加上听说国家要还苏联国债，所以集体大饭堂已无法维持办下去而宣告停办了。由于当时缺乏粮食很多地方的人出现身体浮肿的水肿病。1960年新塘地区出现粮食困难、商品供应严重紧缺的现象。1961年政府实行体制下放，以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管理的规模和管理办法，上级抽派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落乡扶持农业生产。物资随着增加，并在正街开了间华侨商店和海天酒家，经济渐渐恢复。 当时继续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交粮由生产队集体派人交售，形势有所好转。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为了促进生产的发展，新塘公社经常组织大队书记与仙村公社进行交叉检查，笔者也在其中。有一次评比中，塘边的书记代表仙村公社发言，笔者曾代表新塘公社取长补短的发言。从1964起，全国农业生产兴起了农业学大寨的新高潮，各地大搞水利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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