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乾隆］增城县志》增城县志卷之六，（清）管一清纂修，清乾隆19年刻本，第3页记载：刘王涌，在增江水口。宋朝革命，四方僭叛者以次削除。南汉鋹欲潜遁罗浮，为狡兔穴，因于水口凿濠通山，以为航舟之计。附邑令管一清诗二首：盖海承刘势莫援，凿渠空拟武陵源。金砂砂淘尽黄笼逝，汨泪惟余涧水喧，苦竹阴阴曲绕溪，溪头终日鹧鸪啼。当年不作降王长，未必罗浮似会稽。 一、宋灭南汉：统一大势下的必然 在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的金兰寺村北，有一条不起眼的河道，当地人称“县江河”、“沿江河”。而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刘王涌”，这个名字承载着一段南汉末代君主仓皇凿渠、企图逃亡罗浮山的历史记忆。这条半途而废的水渠，与金兰寺村数千年的人类活动史相互交织，成为岭南地方史上一处极具故事感的遗迹。要理解刘鋹为何在增江水口凿渠，必须先了解北宋初年“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以及南汉末年的政治军事形势。 1. 宋太祖的统一方针。赵匡胤于960年建立北宋后，面对的是北方契丹（辽朝）与北汉的威胁，以及南方荆南、湖南、南唐、吴越、后蜀、南汉等割据政权。经过与宰相赵普的反复商议，他确定了 “先南后北” 的战略方针：先攻取南方富庶之地，充实国力与军备，再回头对付北方强敌。南汉地处岭南，物产丰饶，又长期不臣，自然成为继荆湖、后蜀之后的重要目标。 2. 南汉的积弊与“神操作”。南汉自刘龑建国，历经四主，至刘鋹时已是强弩之末。刘鋹昏庸荒淫，政事全交由宦官龚澄枢、女侍中卢琼仙等人把持。朝中官员若想升迁，必须先自宫成为宦官，故南汉有“宦官王朝”之称。至亡国前，宫中宦官多达两万余人。军备废弛，赋税沉重，百姓苦不堪言。 更致命的是，南汉在外交上屡屡挑衅北宋：一是侵扰边境，963年（宋乾德元年）起，南汉多次发兵攻打已归附宋朝的湖南边境，劫掠百姓。二是强硬拒降，宋太祖曾让南唐后主李煜写信劝降刘鋹，刘鋹不仅拒绝，还囚禁了使者。三是收容叛将，北宋将领周弼叛逃至南汉，刘鋹欣然接纳，这彻底激怒了宋太祖。然而南汉还自毁长城，当宋军即将南下时，刘鋹听信谗言，将南汉唯一能征善战的将领邵廷琄赐死，致使前线无人可用。 3. 摧枯拉朽的宋军攻势。宋开宝三年（970年）九月，宋太祖任命潘美为贺州道行营兵马都部署，率军南征。潘美（即后世戏曲中“潘仁美”的原型，但实为一代名将）采用围点打援战术，先克贺州，再在韶州（今韶关）之战中，用床弩大破南汉引以为傲的“战象部队”，歼灭了南汉最后的主力。宋军长驱直入，直逼广州。开宝四年（971年）二月，刘鋹见大势已去，纵火焚烧宫殿府库，出城投降。立国五十五年的南汉就此灭亡。 二、苏东坡史笔记载：刘鋹的困兽之斗 正是在这亡国前夕，刘鋹打起了逃往罗浮山的主意，于是有了“刘王涌”的开凿。关于刘鋹在增江水口凿渠一事，最早且最详实的记载，出自北宋大文豪苏轼的《天华宫》一文。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至惠州后，曾游历罗浮山，对南汉遗迹多有考察。这篇文章写于北宋绍圣四年（1097年），收录于《苏文忠公全集》卷七一，是记录刘王涌开凿事件的第一手文献。其文曰： 天华宫在罗浮山之西。苏轼曰：南汉主建有甘露、羽盖等亭，云华阁，命中书舍人钟有章作记。初，南汉主梦神人指罗浮山之西，去延祥寺西北，有两峰相叠，一洞对流，可以为宫。访之，得其地。又梦金龙起于宫所，遂改为黄龙洞。此地即葛仙西庵。至宋朝革命，四方僭叛以次诛服，刘氏惧焉。将欲潜遁罗浮，为狡兔之穴，又命于增江水口，凿濠通山，往来山洞，仓卒为航舟之计。开宝四年，乃始归命。则知刘氏为宝宫于山间，无事则为临赏之乐，警急则为逋逃之所，其计窘矣。 在这段文字中，苏轼不仅记录了刘鋹凿濠通山的史实，更以“其计窘矣”四字，精准地评价了刘鋹在宋军压境时的狼狈与窘迫。“无事则为临赏之乐，警急则为逋逃之所”，可谓一针见血，将南汉君臣在罗浮山修建宫殿时，既贪图享乐又预留后路的矛盾心理刻画得入木三分。 后世的地方志亦承袭了这一记载。如清同治《增城县志》载：“刘王涌，在城南三十里。南汉刘鋹欲凿增江水口，迳达罗浮，甫兴役，以宋师入境而罢。”所谓“刘王”，指南汉刘氏国君。当地百姓因知此渠为南汉刘王所凿，故世代称之为“刘王涌”。从苏轼《天华宫》到地方志，一条完整的文献链条清晰地勾勒出刘王涌的由来。 |
一条半途而废的逃亡水渠 揭秘苏东坡笔下的
探寻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横街口忠孝祠的立祠
历代文人墨客多有题咏 揭秘广州市增城区荔
广州市增城区小楼镇腊布村 接到皇帝朱元璋
19年磨一剑的美系专家 九候车品总部基地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