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的两起骚乱事件，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多重因素叠加的必然产物。它发生在广东，首先是因为人类历史上从无第二个地区像广东一样，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吸纳了如此之多的外来移民。如广州新塘镇，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比是2:1（50万：22万），在大敦村，这一比例更是高达11:1（8万：7千），是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倒挂的极端典型。广东承受的这种超强移民压力，自有其历史原因和地理原因： 中共建政的前30年，在人口流向上逆历史方向而动，不但阻断了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还数次大规模将城市人口向农村转移。虽然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农村人口开始向城市流动，但真正的启动，却迟至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而广东在前三十年被视为沿海国防前沿地区之一，工业投资严重不足；改革开放后，又成为最具吸引外资地缘之便的地区。就是说，中国社会本应分摊到60年的人口转移压力，集中在10多年里释放，最大的压力窗口就是广东。 除却移民超压因素外，中国地域的辽阔和发展的阶梯式不平衡，使中国大陆在城市化移民过程中，还面临着移民与当地人在语言、文化和生活习惯上存在巨大差异的考验。即便没有户籍制度障碍，这种难以在一代人中消除的外在差别，都会明显形成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心理隔膜。 在中国横向比较，整个北方方言区的中心城市，新移民与当地人的语言和文化生活习惯差异相对较小，本地人与外地人并不容易一见面就能明显识别。所以，地域歧视在北方中心城市同样流行存在，但却无法造就鲜明的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区隔。与之相似的是，同样在短时间内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日本、韩国，几乎完全不存在同一国家、同一民族因城市居民与新移民存在巨大语言和文化生活习惯截然不同，而形成泾渭分明的两大群体的矛盾和社会问题。 而在广东、福建、浙江、苏南这些吸引了最多外来人口的地区，本地人与外地人在语言、生活习惯上的差别，某种程度上更像吸引了大批外来移民的欧美发达国家。无论有怎样的积极引导政策，移民融入始终是个最受关注的社会问题。事实上，广东、浙江可算得上中国最具开放意识的地区。以广州、深圳等中心城市为例，在对承担外来人口巨大吸纳功能的城中村，当地政府始终保持着相对温和与包容的态度，虽然它面临着中国独一无二的治安和社会治理压力。 而浙江以温州、义乌等为代表的地区，则因其经济的发展兴起，始于1970年代末的大批小商小贩走遍全国各个角落，逐渐拥有了中国最完备的对异质文化的包容与理解心态，在接纳大批涌入的各种文化的外来人口时，当地居民相对拥有最宽容的心态。广东、浙江两省面临的不同人群的文化矛盾和冲突，今天早已超出了汉族内部的南北差别和东西差别，它们不但重构了中国的民族分布，甚至因为吸纳了大批远自东南亚、中东、非洲的居民，重构了中国境内的种族构成。这些中国从来不曾出现过的考验，远非户籍制度的变革就可一次性打包解决。 骚乱背后更可忧的城市病 无论是潮州还是增城的骚乱，均可见同乡会和黑社会的作用和身影。在急速城市化的社会重组和重构过程中，黑社会或近似组织的出现，只是城市化过程中阶段性“消化不良”的表现之一。通常与之相伴的，还有城市新移民严重的青少年暴力犯罪现象，毒品、卖淫问题，贫困现象，以及贫民窟问题。通常，越是大型的经济中心城市，这种问题就越严重。无论是旧中国的上海，还是曾经的日本、台湾、韩国，都程度不一地出现过相似的社会问题。其严重程度与社会财富分配、机会平等、善治手段、社会发育水平高度相关。 由于中国独特的户籍和城市管理制度，在中国今天的中心城市，几乎没有贫民窟生存生长的空间，但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迅速发展，青少年犯罪问题，新移民的贫困问题已经非常严峻。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研究的关注方向和投入程度远远跟不上社会发展的需求。最典型的例子，是三农问题的路径之争话题。在被拆迁问题取代前，还经常是占据媒体显要位置的重要公共议程，但事实上，由于中国农村的空心化，除了秦晖教授说的农民权利问题之外，所谓的三农问题早已在事实层面被无形消解掉了。 而城市新移民中最显要的青少年犯罪问题，只在地方被当成治安问题处理，从未真正上升到一个社会问题被系统对待研究。在巨大的治安压力下，地方政府只能在防备手段上穷尽一切努力，但只能是一场魔道之间的斗法。虽然据广东省官方统计，近两年刑事案高增长势头得到良好控制，但却是以强化社会管控的高昂成本来实现的。虽如此，犯罪率依然触目惊心，以广州为例，抢劫案每半个小时发生一起。 即使是中国民间的社会维权人士，在对城市新移民问题的关注上，也把目光主要集中在他们与企业追讨薪水、索取赔偿等法律维权救济上。鲜见有社会工作者参与到城市二代青少年移民问题的研究调查上。城市二代新移民在观念和社会认同上，迥异于他们被国人熟悉的父辈。无论是跟随父辈进入新城市，还是作为故乡的留守儿童，无论是他们与社会的人际关系纽带，还是与社会联系的心灵纽带，都付诸阙如。在心理归属、价值归属上，亦无从依托。 而他们父辈停滞于城市化进程中半途的尴尬，使得父辈的职业和生活方式选择天然不足效法，无法提供奋斗的榜样，也由此，父母失去了在他们人格塑造和养成中的示范作用。在失去家庭道德权威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在融入城市上，本身就难于当地同龄人，而无法顺利进入社会，则极容易产生反社会倾向。考虑到真正的大规模城市化，始自1992年以后，中国城市形成一个高犯罪率的漂浮年轻人群，还只是刚刚开始。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今天，他们只是分散的破坏力量，一旦外部经济大环境恶化，极易形成巨大的社会破坏性力量。 |
增城区等东部中心‘现代活力核’已经跃然成
2023年广州乡村美食汇暨增城区粤菜师傅职业
广州市增城区在2023中国海外人才交流会上 
广州市增城区派潭镇村晚第11场 牛牯嶂下亚
增城区仙村大道上跨广州枢纽东北货车外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