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制造业大国的隐忧 潮州古巷骚乱事件背后的劳资关系、当地人与外地人的关系，其实也是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的隐忧。还在中国刚加入wto、制造业的巨大能量还未释放出来之时，日本著名管理学家大前研一就在中国沿海地区发现一个不容乐观的现象。中国制造业的工人流动性极大，绝大部分人在一个企业只会呆待上2、3年，生产线上基本上没有真正的熟练工。企业也完全不愿意花钱培养高技术工人。 而日本、韩国都经过与中国相似的承担低附加值产品制造的国际分工阶段，但企业通过终身雇佣制、年功累进制等方式，与员工形成了极为紧密的联系纽带，形成了其独有的“爱社如家”的东亚企业文化。这种紧密的企业与员工关系，使得日韩企业能不断快速升级和技术追赶，在全球化竞争中，形成了强大的技术和品牌竞争力。反观中国，20年来企业的竞争力依然建立在对丰富人力资源的依赖上。在计划生育效应开始显现、沿海终于出现用工荒之前的10多年里，沿海工厂工人长期无增长的收入水平，实际是相对下降的。 虽然中国工人以其特有的勤奋耐劳和心灵手巧，使得“中国制造”迅速占领世界市场，但迄今为止，中国几乎没有出现过热爱企业、热爱工作的文化和观念。责任感是依赖严苛的管理制度，而非一种自主自觉。正是诸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只在中国才出现了富士康式的管理奇迹—把生产链条拉长到了极限，把每个工人的动作简化到了极限。同时又使员工的生产成就感被降到极限。 最能体现一个国家制造业整体工人技能的，是有“技能奥运会”之称的国际技能大赛。这个中国从来无人参加，也少为人知的大赛，在半个世纪来，金牌榜上的大户始终不出欧洲的瑞士、德国和亚洲的日本、韩国、台湾这几家。金牌榜上的位置正与其全球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对应。而它的社会基础是这类需要耐心细致和热爱的体力工作，普遍被国民认为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生活和价值，而在中国的社会观念中，体力工作显然不是一个有追求的人应当去追求的。 中国另一隐忧是，支撑起中国制造业的第一代农民工逐渐退出产业一线时，中国将逐渐面临产业工人大军后继乏人的窘境。无论是跟随父母生长于第二故乡的年轻人，还是留守故乡长大的一代人，他们都不再具备物资匮乏年代的吃苦精神，对生活追求上，他们自动向城里的同龄人看齐，在财富的追求上，他们缺少了典型中国农民的精打细算长远规划的意识。 中国的制造业与潜在的劳动力大军，很快将出现难以对接的窘境。中国制造业的勃兴，除依靠大量廉价劳动力优势外，还离不开地方政府帮其摆平和压低社会对企业谈判和要价的能力。在这种制度和社会环境下，最具适应性的，自然是能最大限度利用这一优势的企业。制度环境与企业的互相作用，最终强化了目前中国上亿制造业工人始终处于高度流动性的格局。 鸟笼关不住，毕竟南流去 潮州和增城的骚乱虽然在规模和破坏力上远不及洛杉矶骚乱，甚至也远不如巴黎骚乱，但不意味着中国社会蕴藏的破坏能量更低。毕竟中国政府的社会控制力、国家机器的威慑力，是美国和法国远不能比的。如果以社会治安问题作为间接的衡量指针，广东珠三角地区在犯罪手段极为有限的情况下，表现出的社会问题或许远在洛杉矶和巴黎之上。更可忧的问题在于，由于发展转型中的城市病并未被列入社会领域的重要关注对象，城市新移民的社会问题甚至缺少基本的统计调查。 仅从骚乱事件爆发后的记者调查看，本地人与外地人如此壁垒分明的对抗意识和矛盾，确如当地人所说，是迟早要爆发的。尽管从经济学角度看，新移民的涌入，无疑增益了双方的福利。但从感知上，却截然相反。对本地人来说，外地人的到来，不但带来了严峻的治安问题，还挤压和破坏了其熟悉的生活环境，经济发展水准上的时间差，必然会让本地人歧视外地人；而外地人则不但认为自己是受剥削者，更会因无时不在的歧视，心生不平。 制度环境的缺陷，也远非户籍制度所包含的一系列权利的不对等。某种程度上，社会缺少自治能力、缺少发达完备的社会中间组织，以及义工性质的社会工作者，带来的社会隐患和治理难度更多。因为新移民群体在组织上和社会纽带上的真空化，几乎必然要为单一的同乡会和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填补。这类组织渗透得深，则会加剧青少年犯罪现象，这类组织渗透影响得不深，则容易出现无约束的弥漫性暴力。太多社会学证据证明，即便是两个有传统仇恨渊源的群体杂居相处，有发达的组织和民间自发秩序权威时，也能通过可靠的调节渠道和机制，及时制止暴力冲突，消解矛盾。潮州和增城的骚乱，暴露出中国在转型过程中已形成高危社会的苗头。根本的治理之道选择有二： 其一，回到过去，将所有游离出封闭式体制的人群重新纳入体制化的单位社会。但此路与改革开放的基本方向相违，毕竟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证明，人与资本的自由流动，才是经济与社会的活力之源。 改革开放之初，曾有过“鸟笼经济”之争，鸟笼论者主张“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以计划手段完成农业人口向城市化的转型。但实践无情地粉碎了这一良好初衷，自发的产业分工布局、市场和地缘便利，使得工业自动集中在沿海地区，而当年中西部省份用于承担转移农业人口的乡镇企业大部分灭亡，只有高污染、高能耗的少数行业得以生存。 “鸟笼论”唯一留下来的顽固痕迹，恰是今天最为人诟病的户籍制度，和以体制划线的身份制度。它与市场经济所需的人口自由流动格格不入。计划经济下僵化的“鸟笼”思维，还体现为涌入大批移民的城市，由于编制限制和行政级别的设定，无法灵活地按照实际需要提供起码的公共服务和秩序维系力量。 其二，彻底打碎体制上的“鸟笼”残余，不但要逐渐开放户籍制度，使城市居民无论新旧，均可在公共服务、社会权利上享有平等地位，还要在制度设计安排上，使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社会中间组织的发育、社会自治能力等多个领域，能跟上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实际需求。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病症，既有复杂的社会因素，也有制度留存的历史包袱和障碍，既是社会技术问题，也是政治问题。纵观各国的经验，它需要靠时间来消化稀释，但更要靠技术性的社会手段和政治手段来解决。在社会手段方面，应动员包括民间社会在内的各种资源和力量，研究群体矛盾和冲突的社会问题，变无序分散社会为有机社会，建立起防止个体冲突瞬间变成群体冲突的防火墙； 在政治手段上，可在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上，创造外地人与本地人同等机会，将无序的利益诉求纳入体制化的解决途径，化丛林式利益博弈为参与式博弈。如此，才能将处于体制化组织之外的移民群体，成本最低、效率最高地纳入体制化系统中。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建立现代国家的社会认同。否则，数量巨大而极易孳生黑社会和暴力团伙的新移民群体，会在出现经济危机时，成为引发剧烈社会震荡的暴力之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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