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城市李庆芬的那些年:惠东风雨总关情

李庆芬,1928年出生，增城人，1951年参加工作。1954年至1956年，分别在增城的一区、八区当书记。1956年任增城县委办公室主任。1958年，任农村合作部部长。1959年冬，任增江公社第一书记。1960年，任增城县委副书记。1962年初，以增城县委副书记身份出席了中央工作扩大会议（简称七千人大会）。1964年，任连平县委第一副书记。1965年6月，任惠东县委书记。

1970年到惠州市（县级市），当生产组长两年。1972年夏天，调回增城当县委书记，直到1975年，增城划给广州，调惠阳地委任副书记、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地委恢复行署后，兼第一副专员、专员。1983年，调梅县任地委书记。1987年12月，调到惠阳地委，任巡视员。1988年，惠阳地区改为惠州市，任第六届人大主任（即改市后首届人大主任）。1993年，人大换届后退休。

“我给你倒杯茶去，入门就是客嘛。”这是2011年一个春日的上午，在西湖边一个恬静的小院里，明媚的阳光在院内几棵荔枝、枇杷与错落的盆景间欢快的跳动，笔者手捧着李庆芬老人倒上的热茶，深深感受到尽管年华老去，时日沧桑，没能改变老人家热爱生活，简居自洁的人生态度。看得出，这是一个性情中的老人，言语举止中，却无不透着机敏谐趣。

李庆芬早期经历可谓坎坷，仕途起伏，工作变动频繁。在惠东的那些年，文革当中，更可以说是风风雨雨。但他总是怀揣一腔真情，像这片土地上的庄稼果木一样，质朴无华。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即使在文革动乱的年代，他人靠边站了，心却没有靠边站。在那种无可奈何之境，虽然他言语上多于反讽，但心是热切的，对政治运动下的民生疾苦寄予了深切同情，也力所能及的为惠东的老百姓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事情。

“我是一个普通的青年出来，去年有个老头问我，他说你这个老李头，我都不太明白，你资历不深，又没有后台，又没有什么牌子，你怎么从政走了这么远，怎么过来的呢？要说我是怎么学习成长起来的，我这个人是比较简单了。我一心一意在工作里，不偷闲，没有那么多干扰，我当人家参谋的时候，可以出一些好点子。

我的点子哪里来的呢——我就喜欢看书看报，我到现在也在看一些报纸，过去很难找到书，要去图书馆借，这借那借，我有较强的求知欲望；第二条呢，我喜欢同老百姓打交道，调查研究，接触的实事比较多，所以当参谋时我能出些好点子，当领导时我的决策能符合民意社情……”

我在惠东做县委书记的时间短，我的命不好。这是65年前的事了，现在也记不太清楚。我原来是增城县的副书记，后来搞四清，地委就把我调到连平县做第一副书记。我刚到连平，就带着连平几百人的工作队去惠东（惠东那会儿还属于惠阳），到安墩公社搞“四清”，一直到1965年的夏天。人在惠东搞“四清”，却在连平挂了一年的职，领了一年的工资。实际上，只是在春节放假，连平开三级干部会的时候，让我去见了一个面。

到1965年上半年，基本上第一批“四清”的试点就搞完了。这时，惠东刚从惠阳分出来，地委就把原惠阳副书记张凤歧改为惠东县委书记，他就是第一届的惠东县委书记。那会儿“四清”是项重要的政治工作，惠东还有梁化、白花、平山这三个公社没搞完，张凤歧就带着工作队下去搞“四清”。我就不搞四清了，直接从连平工作队留下来，做惠东的代理书记。

大概是从1965年六月份开始，我做代理书记，主持惠东县的日常工作。过了两三个月吧，张凤歧正式调到地委做宣传部部长。也就是从1965年下半年任命我为惠东县委书记，而实际上我做这个书记在那里一年多的时间。惠东那个时候是比较困难的。但我认为惠东的条件还是比较好。一个是沿海，海岸线很长。农业、盐业也比较好，是容易发展起来的地方。

第二个是沿江。沿西枝江，从多祝到白花，沿江两岸，丘陵地区，经济作物比较多，像甘蔗、花生、水果这些农副产品丰富。第三个是有山区。虽然山区经济较困难，像高潭、白盆珠水库里面的新菴、安墩这些山区，发展很落后，但山区也有山区的优越性。所以我认为惠东这个县比较全面，又沿海又沿江又有山，所以我有信心。虽然我以前在省里一些比较富裕的地区工作，现在到惠东来比较穷，但是我觉得这里更有生机。

到了惠东，我就搞调查，帮老百姓解决问题。这里提几件当时比较重要的事。一个是，支援农民发展农业。在沿海如稔山、平海、吉隆这些地方，有好大面积的地种番薯不插秧。大面积的农田不插秧种番薯，这个引起很大争论。为什么他们不种稻谷呢？有人认为他们是逃避国家征粮，实际上不一定是这个样子。我们下去走访，做了详实的调查，才明白那些地方大面积种番薯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