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宋能臣崔与之是游离于当时文坛之外的人物, 他的创作风尚, 与当时文风对比鲜明。南宋中期文风, 主流的士风官风是蝇营狗苟、党同伐异、争权夺利, 主流的爱国主义文学具有虚张声势、大言欺世的佯狂特点, 在这样的环境中, 崔与之的朴质、恢弘、务实的文风就显得难能可贵;崔与之的爱国篇章当推他的《水调歌头·题剑阁》;为生民立命, 报效国家, 是崔与之诗词的重要主题。 崔与之 (公元1158年—1239年) 字正子, 一字正之, 号菊坡, 广州增城 (今属广东广州市增城区) 人。绍熙四年 (1193) 进士。授浔州司法参军, 调淮西提刑司检法官, 特授广西提点刑狱。嘉定中, 权发遣扬州事、主管淮东安抚司公事, 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抚使。端平元年 (1234) , 授广东经略安抚使兼知广州。有《崔清献公集》五卷, 词附。崔与之出生在文化主流圈之外的广南东路, 一生主要在地方为官, 与当时的官僚上层和诗文创作核心人物鲜有交往, 因此, 他的为官为学都卓尔不群, 在官僚、文人中个性鲜明。 一、崔与之生活的时代环境 南宋中期, 弘扬爱国精神的文学创作高涨, 但是, 爱国主义思潮的兴起与理学的发展具有因果关系, 而理学的发展, 以垄断学术、排斥异己、进而垄断政治为目的。他们不切时务地过分张扬民族大义, 危言耸听, 以取得道义上的支持。客观地说, 由儒家的华夷之辨所衍生的民族文化中心的观念已经积淀成一种民族心理和民族思考习惯, 无条件地反对一切形式的妥协和和议, 过度地张扬民族大义而视务实变通为出卖民族利益。 这样, 在与国外交往中就失去了更多的争取民族利益的空间。虽然在北宋以来人们的观念当中, 国与天下已经不是等同的概念了, 但是理学家还是利用了这种文化中心的思想, 以取得和战之争中的道义支持。他们虽然反对和议, 但却绠短汲深, 没有整顿河山的办法。其实, 虽然有孝宗的锐意恢复, 韩侂胄的贸然北伐, 但是士人们大多明白, 偏安一隅的局面是难以改变的, 从南渡以来养成的苟且心理和享乐风气在中期以后得到变本加厉的发展。 刘安世曾经指出:“承平之久, 人皆偷安畏死辟事”。吕本中就此感慨道:“刘器之论当时人物, 多云弱, 实中世人之病。承平之久, 人皆偷安畏死辟事, 因循苟且而致然耳!”[1]。当时的文人也会在诗文里哭哭啼啼地追忆往事, 咀嚼家国覆灭之痛, 甚至慷慨悲歌, 怒斥佞臣, 抒发恢复故国的热切愿望, 但是那只是一时的激于义愤之言。更多的时候, 他们是在考虑身家的荣辱和功名进退。 那个远方的故国, 那场耻辱, 逐渐变得恍然隔世, 即使那些慷慨悲歌的文人也不例外。正如钱钟书先生评论的那样:“陈与义、吕本中、汪藻、杨万里等人在这方面跟陆游显然不同。他们只表达对国事的忧愤或希望, 并没有投身在灾难里, 把生命和力量都交给国家去支配的壮志和弘愿, 只束手无策地叹息或者伸手求助地呼吁, 并没有说自己也要来动手, 要‘从戎’, 要‘上马击贼’”[2]。 胡铨对这种萎靡的士风曾发出这样的浩叹:“《春秋左氏》谓无勇者为妇人, 今日举朝之士皆妇人也”[3]。因此, 当时主流的士风官风是蝇营狗苟、党同伐异、争权夺利, 主流的爱国主义文学具有虚张声势、大言欺世的佯狂特点, 在这样的环境中, 崔与之的朴质、恢弘、务实的文风就显得难能可贵。 二、为生民立命的报国情怀 崔与之的爱国篇章当推他的《水调歌头·题剑阁》, 这首词作于他出任知成都府, 担任入川卫边重任之时。这首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两词都借助壮阔悲凉的景象来表达慷慨悲凉的爱国之情。范词重在表达朝廷 的优柔寡断给战事带来的被动局面和战事的连年不休给将士们造成的痛苦, 格调沉郁悲怆, 在“塞下秋来风景异, 衡阳雁去无留意。 四面边声连角起, 千幛里, 长烟落日孤城闭”的壮阔中融入了“人不寐, 将军白发征夫泪”的无奈和“燕然未勒归无计”的豪情;崔与之入蜀时淮河、秦岭以北的大片土地, 早已沦于金人之手, 他面对的是和戎多年、整个王朝暮气沉沉、朝野上下纸醉金迷的局面, 他希望能振作天下士气, 戮力王室。因此, 他的词字里行间流注着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乱山极目无际, 直北是长安”。 眺望北国, 忧愤难平, 这是当时的爱国诗篇惯用的意象, 而对处身边地的崔与之来说, 则更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人苦百年涂炭, 鬼器三边锋镝, 天道久应还”。在与金多年的战事纠缠中, 南宋始终处于劣势, 现在是一鼓作气的时候了!一个“还”字, 写出了作者的愤懑之情, 也写出了对还我河山的执著追求。 如果说范词是以低沉郁闷的情绪为主的, 展现的是朝廷内部不合理的机制造成的边事上的措置失当, 而崔词则是以慷慨激昂为基调, 它展现了压制既久即将爆发的亢奋情绪。在宋金关系中, 金一直对南宋采取居高临下的打压态势, 意在彻底摧毁对方的反抗情绪和尊严, 使其从心底彻底屈服, 这种策略对高宗等人是成功的 (1) ； 但是对于广大有血性的人们来说, 只能激起他们更大的仇视和反抗情绪, 南方长期的主战呼声, 甚至是不切实际的北伐主张与金人过分的高压态势是有因果关系的, 而且在文化心理上埋下了深深的仇恨种子。崔与之词中的慷慨情绪传达出有良知的人们心里普遍的呼声:我们失去苍天的眷顾已经很久了, 否极泰来, 现在该是我们重振河山的时候了! 在宋代相互掣肘的体制以及党同伐异的政治环境下, 文人们的政治理想和报国热情往往在压抑和内耗中消磨殆尽, 所以, 处身廊庙而志在丘壑的“中隐”思想在官人中非常流行, 包括名臣李纲的思想中都有这种印记, 可以说, 厕身压抑的官场, 必须学会自我解脱。崔与之也不例外, 在一番慷慨悲歌之后, 他忽然感觉到, 自己的亢奋情绪其实是叫喊于虚无中, 可能来回声都听不到, 所以, 家乡的蒲涧清泉白石才是自己真正的归宿。 纵然此刻思乡心切, 但是重任在身, 何以家为?这样, 此词的主题和李纲的许多诗赋一样, 就出现了两重主题:忧国忧民与志在丘壑, “老来勋业未就, 妨却一身闲。蒲涧清泉白石, 梅岭绿阴青子, 怪我旧盟寒。烽火平安夜, 归梦绕家山。”这几句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范词的“浊酒一杯家万里, 燕然未勒归无计”, 都渲染了一种慷慨悲壮的崇高感, 怀乡与报国的主题互相映衬, 这是唐代边塞诗惯常的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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