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西周至春秋时期 共在194个遗址中发现该期遗存。采集遗物多为陶器残片（图七）。陶片以泥质粗硬陶为大宗，陶色以灰褐、灰色为主，青灰、深灰、红褐、灰黑色次之，还有少量的灰白、橙黄、红、灰黄色等。泥质细硬陶次之，陶色以灰、灰褐、青灰色为主，还有深灰、红褐、灰黑、灰白、红、橙黄、褐色等。同时，还有少量的泥质粗软陶、夹细砂硬陶、泥质细软陶、夹粗砂软陶、夹细砂软陶等。 本期陶器纹饰以方格纹为主，其次为夔纹，还有菱格凸块纹、网格纹、曲折纹、云雷纹、篦点纹、戳印纹、卷云纹、细方格纹、席纹、弦纹、圆圈纹、曲尺纹等，盛行2～3种纹饰组合而成的复合纹饰，少量陶片可见刻划符号。陶器可辨器形以罐为主，次为瓮、豆，另有瓿、簋、杯、钵、器盖、器足等。此外，本期采集了少量原始瓷豆，饰篦点纹、弦纹。采集石器数量、种类较少，比较典型的是砺石，另有少量镞、锛、斧等。铜器见1件完整铜斧和1件青铜残片。 本期以装饰夔纹为突出特征的夔纹陶遗存几乎见于广东省全境，较典型的遗址有博罗横岭山22和增城浮扶岭23等，出土器物有装饰夔纹、菱格凸点纹、方格纹、云雷纹或组合纹的瓮、罐、簋等，以及原始瓷豆、玉石器及少量青铜器等。夔纹陶遗存的绝对年代一般认为相当于中原地区的西周至春秋时期，从考古发现的夔纹陶遗存分布情况来看，其中心应该位于东江流域博罗至增城一带，增城及增江流域是夔纹陶遗存分布的重要地带。 3. 战国至南越国时期 共有214个遗址发现该期遗存。采集遗物最多，多为陶器残片（图八）24。陶片以泥质粗硬陶为大宗，陶色多为灰褐色，灰、深灰、红褐、灰黑、青灰色次之，还有少量的灰白、红、橙黄、灰黄、黑、褐色等；另有一定数量的泥质细硬陶，亦以灰褐色为主，深灰色次之，还有灰、青灰、红褐、灰黑、红色等。陶片器表纹饰以方格纹、米字纹为主，其次为三角格纹、方格对角线纹等； 还有篦点纹、戳印纹、弦纹、附加堆纹、曲折纹、复线方框纹、云雷纹、水波纹、旋涡纹、网格纹、刻划纹等，流行2～3种纹饰组合而成的复合纹饰，一小部分陶片为素面，少量陶片见有刻划符号。可辨器形以罐为主，还有盒、鼎、瓿、碗、瓮、盂、盏、盘、簋、豆、器盖、器足等。石器较少，还采集了2件铜矛。本期整体文化面貌与战国时期分布于广东地区的米字纹陶遗存类同，这是继夔纹陶遗存之后兴起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其绝对年代相当于中原的战国至南越国时期。
1～9.陶罐口沿（91:175张、441:16田、181:2尹、540:1蚁、466:8张、285:17 (1)张、388:4蚁、91:189张、285:17 (2)张）；10、11.陶罐底（376:9张、395:6田）；12～14.陶瓮口沿（441:14张、374:7张、612:13蚁）；15、16.陶豆（776:17张、530:3蚁）；17.陶豆圈足（268:4张）；18、19.原始瓷豆（78:148张、386:5张）；20.陶钵口沿（558:5田）；21.陶簋圈足（253:8张）；22.陶瓿（455:32田）；23.陶器盖（7:2蚁）；24.砺石（138:10蚁）；25.铜斧（318:1张） 4. 汉代 共有24个遗址发现该期遗存，分布较分散，南部地区的梅花岭、狮头岭、鲤鱼岭等在早期均发现并清理了汉墓群。本次调查采集汉代遗物较少，皆为陶片，陶质多为泥质细硬陶，陶色以灰、灰褐为主，少量器表施青釉或酱釉；纹饰以方格纹为主，还有戳印纹、粗弦纹、弦纹，绳纹及素面无纹者；可辨器形主要为罐口沿，少量为瓦残片，饰绳纹。整体内涵与广州汉墓同期遗存相近。
1～8.陶罐口沿（829:1张、141:24张、138:31张、811:2张、560:7 (1)田、78:118张、147:3蚁、300:4田）；9、10.陶罐底（253:33田、517:1田）；11.陶盒（560:8田）；12.陶杯（137:71蚁）；13.陶碗（316:7张）；14.陶盂口沿（46:4郭）；15.原始瓷钵口沿（41:32郭）；16.陶盏（560:12蚁）；17.陶瓿（783:6蚁）；18.陶鼎足（227:3张）；19.器盖（811:1张）；20.铜矛（308:3张） 据记载，增城建县于东汉建安六年（201），距今约2000年。汉代县治位于明清县治东北50里，大致位于今永汉河与增江交汇口一带，但并未在该周边区域发现较多汉代遗存。而增城目前发现的汉墓多分布于增城南部的新塘至石滩东江北岸一带，以东汉墓为主，说明东汉时期增城南部地区已有相当数量人口分布。增城县治并未选择在人口较集中的南部，而选在县境东北一带的山区，推测其县治可能为军事据点，旨在加强对东北地区的管控，这也为县治周边汉代遗存发现较少提供了一种解释。 |
增城区等东部中心‘现代活力核’已经跃然成
2023年广州乡村美食汇暨增城区粤菜师傅职业
广州市增城区在2023中国海外人才交流会上 
广州市增城区派潭镇村晚第11场 牛牯嶂下亚
增城区仙村大道上跨广州枢纽东北货车外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