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城中新崔与之的著作版本与佚文

2．《宋丞相崔清献公言行录》。此书卷首为崇祯十三年(1640年)知夔州府建始县事十三世孙崔兆元《重修先祖丞相崔清献公言行录序》，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定此书为“崇祯年刻，清补修本。”我们没有细对其中清补修痕迹，且简称之为《崇祯》本。此本卷首诸《序》中，有一篇嘉靖十五年十世孙崔爌《重编先祖言行录测引》，《四库提要》说此书成于嘉靖庆申(三十九年)，应是错了，决不会在写《序》20多年后才刊刻成书的.

但《提要》说崔爌此本“分为二集”内集二卷，外集三卷，却是对的。这种分卷法似即由崔爌开创，从而构成清献著作版本中的另一系统。《崇祯》本内集前卷为《行实》50段，即相当于《全集》本卷一至卷三中的《言行录》上中下，不分卷。《全录》中的《言行录》共56段，与此本段数不同，可能有些段落分段不同，或比此本多了几段(我们未详细核对)。

后卷即相当于《全录》本卷四至卷八中的清献全部撰作，但多了一首七律诗，并注明为“新增入”，这也许就是清补刻的痕迹之一。其中，清献著作的排列亦与《全录》本不尽同，如《全录》本《举通判宋诩知循州札》等一连三篇是置于卷八《遗文》内，而《崇祯》本此三篇却插在《奏札》四中《辞免除参知政事》等诸文之前，次序很不合理.

又如《全录》本中有《奏暂领经略安抚使知广州仰乞除官代》一文，《崇祯》本却有文而无该文之标题，并在此之前的一文之后加了一段按语:“按此下当缺辞免吏部尚书并辞端明殿学上数篇，今不可考。”《崇祯》本又比《全录》本少《金精山》七律一首。此诗在《全录》本中于题下注有“据赣本志”四字，从而知是嘉靖十三年唐胄刻本新搜进的。《崇祯》本的外集前卷与《全录》本卷九同。中卷为《本传》、《续通鉴纲目》有关内容；后卷为宋人之文及《行状》，以及元明人文和几篇《序》、《跋》。我们所见的这个本子前后都已被蛀蚀得“体无全肤”，故未经仔细察看。

3．4．乾隆三十四年刊《宋丞相崔清献公言行录》和道光三十年重镌《崔清献公言行录》(并有“芹桂堂藏板”字样)。它们都是崔氏家刻本。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本是清献十九世孙楚江主刻，《序》中说是“刊旧板”。道光三十年(1850年)本乃二十世孙益屏领衔主刻，首卷有一篇乾隆四十七年刻本十七世孙锦堂《序》，其中说:先祖遗集自五世祖“于百什采集成编，付之梨枣……其后一修于十世伯祖夷石公(即崔爌)，再修于十三世叔祖兆元公，板凡数刻，至今木板朽败，文字不可复辨，而遗编散帙，亦罕有存者……。”

而道光三十年崔益屏《序》则说:“先祖清献公遗集自十七世锦堂公续刻暨十九世楚江公又刻(楚江所刻时间在前，因其辈份低于锦堂，故在这一句中置之于后)，至今两本版刻流贻未久，已有遗失，不能尽存……乘其所失无多，轻而易举，遂相与协力，即检其朽坏遗失，照旧抄续，并搜后来遗咏诗章附入。“这两篇《序》表明:

(1)自明末之后，崔氏所刻各版本都基本上是根据家藏的刻本板片重刻的；(2)自乾隆三十四年重刻后，在道光三十年前只乾隆四十七年有一个刻本；(3)道光三十年本中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4)结合下面所述编次和锦堂《序》中除提五世祖外，只提崔爌和兆元，可证实自崔爌以后，凡崇祯年和清代崔氏家刻诸版本，都属于同一系统。

从道光本看，内集前后卷与《崇祯》本全同。外集前卷只含“宸翰”，把《崇祯》本置于该卷的宋、元人文移到后卷去了，中卷同《崇祯》本。后集除《崇祯》本原内容及移来宋、元文外，又把明初以来许多旧《序》置于此卷。外集后卷中还有一篇嘉靖十四年广西重刊清献集的《序》，故知嘉靖年广西也刻过一次清献集；《全录》中的李肖龙《跋文集后》一文，在此则改题为《李公肖龙书所裒集公言行后》。

至于刻者所云新增的内容，则一部分在卷首，一部分在外集后卷。如卷首增有清献门人温若春所撰《墓志铭》、清翁方纲诗及崔锦堂诗等，外集后卷有一篇道光二十三年的《从祀庙廷议》，另一篇嘉靖十六年崔爌《重刊言行录后序》(可能以前各清代版本已有)。还有一些明代旧《序》也由《崇祯》本的首卷移到了外集后卷。我们认为，清献公集的主体，应是《全录》本中的卷四至卷八或《崇祯》本(及后来各崔氏刻本)的内集后卷，其次为《崇祯》本的内集前卷(《全录》)本一至三卷的言行录部分杂有其他内容)，此外都是比较次要或可有可无的东西.

因此我们对以上所介绍的各版本这些非主体部分的内容，并未详加考察与参对，特别是据版片重刻重排列，主刻者可对这些非主体部分的编次加以更动，故这部分的内容次序在每一版本中都不一定完全同一，亦无详加介绍之必要，而主体部分，则自明初至清道光称《全录》)、《言行录》诸版本，其言行录在先，著作在后的排列先后都是同一的，是两系统的共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