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应用的研究方法是实地研究。就宗教研究而言，它要求研究者在一段时间内对宗教现象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和参与，获取较为全面详细的资料，并加深对宗教现象的理解。但这种研究的局限在于研究对象的单一，通常只能集中于某一个案，难于从区域性研究发掘总体性意义。在具体操作上，本研究采用的方法主要有：参与观察、非正式访谈、抽样调查以及文献资料查阅。参与观察指研究者通过亲自参与宗教群体的活动，直接从内部观察、理解。 通过亲身参与，研究者可以获取相对准确、细微和丰富的第一手资料。非正式访谈主要透过探访、辅导、主题式询问等方式，在本个案研究中，由于研究者有利的实习生身份，访谈的对象几乎涵盖了教会中的所有子群体。抽样调查主要是偶遇抽样和分层抽样，刚好构成一种点面覆盖。文献数据则包括县志、教会内部数据（包括各团契使用的学习数据、主日学教材、福音单张和小册子等），以及岭南文化的有关书籍等。 2.3.田野地选择与研究者身份 之所以选择增城市基督教会作为研究个案，首先，笔者暑期有两个月时间（六至八月）全时间在增城市基督教会实习，这不仅为实地研究提供了可能，而且有助于确保实证材料的可信度和研究的深度。其次，增城市的行政区域范围包括增城市中心区（城市），以及周围的乡镇、农村，由于增城基督教会推行“以堂带点”的发展模式，这些堂和点就分布在行政上隶属于增城市的各个镇和农村。 换言之，所谓增城市基督教会，涵盖了位于中心区的增城市基督教会及增城市各个镇和农村的堂和点。因此，笔者在做实地研究时，接触的教会包括城市教会、小镇教会、以及农村教会。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个案研究的区域性和实地研究的研究对象单一所带来的局限。 论到研究者的身份，笔者是由广州市两会派送到增城市基督教会实习，也就是说，笔者在该教会的实习有正当性。在实习期间，笔者其实相当于临时传道人，无论从事奉工作内容和强度、在信徒心中的身份、参与教会的行政事务等各方面来说，都与该教会的全职同工差不多。 但同时，笔者并非该教会的会友，这种外来者的身份有助于在研究过程中保持价值中立，虽然这始终只是一种理想。特别是实习一段时间过后，笔者对该教会和会众有了更深的感情，此时，这种外来者身份的保持就会面临挑战，需要笔者本人常常保有高度的自觉。总的来说，无论是田野地的选择还是研究者的身份，都基本符合“进得去，出得来”的原则。 2.4.信度、深度与效度 在个案研究中，不少研究者都认为，在获取实证资料的信度和深度上困难重重。比如，高师宁在《当代北京的基督教与基督徒——宗教社会学个案研究》中提到，其在完成了所有的田野调查工作后认为，所谓“信度”与“效度”的问题是存在的，并列出了三项主要影响因素。杨凤岗在《皈信.同化.叠合身份认同——北美华人基督徒研究》中也表示曾因身份遭到质疑而无法获得实证数据。 他们遇到困难的原因，很重要的一项是身份问题，即对于被研究的对象而言，研究者是外人，是学者。在这点上，笔者所遇的阻力可能会小一些，因为对于会众而言，笔者是他们的牧者，他们会主动找笔者沟通、分享，并邀请笔者为他们代祷。对于教牧同工而言，笔者首先是立志奉献的基督徒，是他们未来的同行。 其次，由于相处过程中建立的感情，他们待笔者如自己的同工。简而言之，对于笔者的研究对象而言，研究者跟他们之间的隔膜较小，这有助于笔者获取实证数据的信度和深度。当然，这不是说本文的研究就不存在信度和深度的问题。不过，笔者认为本文最大的问题在于，笔者对研究方法的掌握和使用上的不足，就笔者现有的学力，自知不可能超越该研究领域现有的方法论水平，这也是该领域研究普遍存在的问题。 但这并不是说本文没有价值，笔者认为本文的价值在于，首先，增城市基督教会在田野调查上是块处女地，笔者所获取的具较高信度和深度的实证资料，对该领域的其它个案研究具有比较和参照价值。其次，论证建构基督徒叠合身份认同和教会群体身份认同与基督教本土化的生成关系，是对“边缘宗教模式”的一种响应。 持“边缘宗教模式”观点的学者质疑本土化的必要性和实际效果，认为“基督宗教现在所享有的成功，并非其适应中国文化的结果，相反，是它与中国文化的差异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并指出“存在着不止一种中国文化，因此，基督宗教需要适应的文化背景就不止一种”。 他们倾向于将基督教看做中国社会中一种特殊的边缘宗教，甚至断言基督教要想存在和发展，唯有保持其“边缘”的特点，作为中国文化的“补充”。由此，他们提倡基督教保持其西方特点，成为中国的一种亚文化，作为中国文明的一个补充，而不担心它威胁到主流文化。也就是说，这种生成关系的成立宣告了边缘宗教模式在中国教会的不可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