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城基督教会个案研究:身份认同与基督教本土化

3.建构基督徒的叠合身份认同与基督教的本土化

3.1基督徒的多重身份认同和建构叠合身份认同的需要

每个个体、群体或社会机构与其他个体、群体或社会机构有多少种关系，该个体、群体或社会机构就有多少种身份。加之现代社会的不断分化，个体同时拥有多重身份认同成为普遍现象。但随着个体、群体或社会机构与其他个体、群体或社会机构关系的改变，该个体、群体或社会机构的身份也会随之变化。不但原有的身份认同具有可变性，而且，并存的多重身份之间并不一定总是和谐，而是可能导致身份认同的危机。因此，管理并存的多重身份认同，就成为个体建立稳定的自我认同和身份认知平衡要处理的事情。

增城教会的基督徒通常都拥有多重身份认同，大致可以划分为：居住行政区域的身份认同，如**村或**镇或**街道的中国人；文化的身份认同，教会主流文化身份认同有：客家人、潮州人、广府人，中原人、江浙人等；经济的身份认同，如职业、经济阶层等，教会信徒的职业很多样化，涵盖多种经济阶层，有富裕阶层、中产阶层、工农阶层、贫穷阶层；

个人的身份认同，如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教会信徒年龄从幼儿到长者都有，教育程度有大学、高中、中专、初中、小学、文盲；基督徒身份认同，至于基督徒身份的界定，本文选择以是否相信耶稣作为标准，而不是是否领受洗礼。当然，这不是否定洗礼的重要性，而是因为笔者在与当地信徒接触时，他们的关注点是有没有信耶稣。这些身份认同之间不是天然地彼此默契镶嵌，而是充满张力的。

笔者透过探访、非正式访谈、和主题式询问发现，张力出现最多的地方是在基督徒身份认同与其它四重身份认同之间，而其它四重身份认同之间出现张力的机率很低。这种多重身份之间张力、冲突的存在，提出了管理、整合多重身份认同的需要。

据笔者的非正式访谈，政治身份上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和基督徒身份认同的冲突，在增城市基督教会并不存在。这与高师宁教授在北京教会的调查结果和王莹在中原教会的调查结果是一致的。笔者在增城教会看到，对于在教会长大的信徒来说，基督教根本就成了他们自身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行为举止、价值判断、做选择都会参考基督教的资源。

此外，从基督徒未信的亲戚、家人对基督教和基督徒的看法，也能窥视到基督教在当今中国的印象。笔者有次与牧者一起去探访一位生病的婆婆，并为她施洗。那位婆婆跟她的两个儿子和儿媳妇住在一起，二儿子一家住楼下，大儿子一家住楼上。一进她家，见到的景象很有意思：一楼客厅挂着十字架和教会年历，从客厅通往楼上的楼梯墙上却挂了很多从庙里面求来的各种各样的符。

原来，二儿子一家跟婆婆是基督徒，而楼上的大儿子一家信民间宗教。更有趣的是，探访期间大媳妇一直跟我们坐在一起，听我们沟通，从儿媳妇的口中得知她们竟然相处得很好，我们祷告的时候她也跟我们一起祷告，问她对婆婆受洗有没有意见，她说：“好啊好啊，你们的神也保佑她，我也求我们的神保佑她，好。”显然，在大媳妇看来，基督教的神只是中国社会诸多神灵中的一位，跟她所拜的民间宗教信仰中的神一样。所以她不会觉得她婆婆和弟媳因为宗教而跟她有什么不同，更不会觉得她们就不是中国人了。

笔者曾以“你们来教会父母和朋友知道吗”为主题询问一群青少年信徒。他们都表示父母都知道，不少人父母也是基督徒，有些父母不是基督徒的信徒回答说，父母知道他/她在教会，而且很放心他们在教会。至于朋友，大部分人表示，他们的朋友也知道，朋友对他们基督徒的身份没什么所谓，只是有时会好奇问问他们在教会都做些什么。可见，信徒的亲朋对他们基督徒的身份没有排斥，不会觉得他们基督徒身份与中国公民身份有冲突。

虽然中国公民身份认同与基督徒身份认同不存在冲突，但笔者却见到不少基督徒身份认同与他们所居住行政区域、文化、经济的身份认同之间的张力和冲突。笔者曾在新塘基督教堂两个星期，期间就接触到不少信徒曾经或正在面临多重身份认同的冲突。如，一位住新塘镇的已婚中年男性信徒，广府人，是一位工厂晚班工人，经济收入一般。

新塘镇的广府人即新塘讲当地话的土著人，当地每年有个特别的节庆，叫龙舟节，当地政府将该节日定为地方公共假期，通常有三天假，足见该节日在当地文化的重要性。龙舟节期间会有持续多日的赛龙舟，当地人都大摆宴席邀请并陪同亲戚朋友来吃饭、看龙舟比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