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中国矿业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系教师韦长伟：下围村创新自治模式成功是风向标；下围村的成功转型首先体现了议事规则对于民主决策的决定性意义。没有规则，就没有秩序，没有效率。石滩镇下围村“民主商议、一事一议”基层民主自治新模式正是体现了这样的要义，从原有决策过程基本毫无规则可言到如今建立了扎实而细致的议事规则。 其次，下围村的华丽转身再次用实践证明民主绝不仅仅只是选举民主，也是协商民主。简而言之，协商民主就是自由而平等的公民通过对话、讨论、听证、商议、辩论等协商形式进行民主决策。从《下围村村民代表议事制度》我们不难发现，相对传统的乡村基层治理中两委的个人意志代替集体意志、简单少数意志代替村民代表的大多数意志、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 现在的下围村凡是涉及村集体和村民利益的各种重大事项都须事事商量、件件表决，真正向落实“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迈进。从村民代表的有序产生、会议议题的提前公示，到表决原则的落实，再到在村务微信平台同步公开会议召开情况，以至村民代表会议的纪律处罚，桩桩件件的制度设计真正贯彻了基层民主自治中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下围村的转变体现了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发展基层民主、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精神。下围村的探索说基层治理创新作为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环节，需要发挥基层社会广大干部群众的主体性和创造性，需要集结民智民力，勇于开拓创新，积极促进基层民主的深刻发展。实践再次证明，所有的治理创新都是在基层现实需要的基层上发展起来的，下围村创新自治模式的成功作为一个风向标，将启发、激励和带动该地区基层民主治理的新发展。 真正还权于民,实现基层法治治理 石滩镇下围村居民超2000人，本地村民9成左右姓郭，可称得上是“郭”家村。她地处增城东南角，与东莞仅一江之隔，区位条件十分优越。在下围村采访过程中，提及下围村的过去，老一辈的村民毫不忌讳的说，在九十年代到新千年之处，下围村乱得不行。而乱的根源，则大部分可以归咎于掌握话事权的村两委干部，在涉及村民利益时，时常进行暗箱操作，置村集体利益于不顾。 在可查的资料中，以前村委与外来投资者的合同中甚至屡屡出现“南京条约”，村集体利益被割让。近20年的内耗和争斗，使下围村丧失了一轮又一轮的发展机遇，从原增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核心区，一度沦落为小五金、小化工和“散小乱”养猪场的重灾区，成为了远近有名的“问题村”、“上访村”。 之后也有村两委干部励精图治，想要调和各方利益纠纷，让下围村重回正轨，无奈因积怨深、顽疾固，在没有进行根本性的治村制度改革下，只靠村村两委班子个人的努力，结果可想而知，就如“精卫填海”一般，成了无用功。2014年初，新一届村两委班子选举后，在增城市委、市政府和石滩镇委、镇政府的指导下，以规范村民代表会议制度为核心，启动探索“民主商议、一事一议”的村民自治新模式，才使得下围村重新焕发活力。 经过一年的努力，下围村破茧成蝶，实现了从形式上的民主自治到事实上的民主自治，完成了从“问题村”到模范村的华丽蜕变，并在2014年8月，顺利获评“广州市文明示范村”。不难发现，下围村的成功转型，在于“民主商议，一事一议”村民自治制度的制定与践行。而这一制度的核心，简单来说，就是让村民当家作主，把权力还给村民。 通过自由平等的讨论、商议等形式，进行民主决策，再辅以广泛民主的监督。它真正实现了群众广泛而真实的参与，群众参与是民主法治的实质性内容，如果没有群众参与，那只是少数人的非完全的民主，甚至是伪民主。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下围村的民主议事制度是一次成功的尝试，真正实现了还权于民，充分调动了村民参与的热情。 2015年1月14日下午，记者再次走进下围村，只见村道整洁，排水道、水泥路有新修的迹象。年近70的郭大爷证实记者的判断。在羽毛球场，记者还与一年轻小伙打了一会羽毛球，运动稍久便出了一身汗，但劲头愈加足了。在羽毛球拍一挥一收间，恍惚觉得自己也成了一名下围村的村民。午后的阳光温暖，不似北国的冬天难得出门。 在下围村，听三三两两的村民坐在家门口的石板凳唠嗑，记者虽不大听得懂“白话”，但也想插嘴，那种悠闲自得实在让人艳羡。傍晚时分，采访结束。记者驱车离开下围村，回头看去，阳光下的村庄，安静而美丽，作为增城村民自治模式成功创新的一个风向标，相信她的魅力将被更多人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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