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几年前参与增城邱氏族谱的修撰工作，发现邱氏客家进入增城开基的情形与刘丽川教授的观点完全一致。在增城的五个邱氏支系开基祖中，除小楼约场竹村开基祖盛公外，其余四支均属罗香林所谓“第四次大移民运动”时期移垦而来。如康熙四十二年（1703），属惟长派下的乾泰与堂弟云汉（随后乾泰之弟坤先亦追随而至）自梅州松源迁荔城莲塘、小楼长庆岭开基（乾泰子孙又迁至派潭樟洞坑、小楼赤岭等地）； 球玉一支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自惠东迁荔城明星开基；惟禄派下的裔权一支于康熙五十年（1711）自从化迁荔城寮前岭开基（其先迁自新丰）；惟禄派下发璋、发秀、曰水、曰彩一支也是在这前后几十年间自长宁（新丰）迁派潭樟洞坑大围、荔城桐油窝、中新大岭吓等地开基。 随着客家人的进入，大面积开荒垦殖，灾难过后的增城，社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增城又出现了过去兴旺繁荣的盛世景象。而这时的客家人也慢慢积累了财富，加上客家人向来有崇文重教的传统，因此，清朝中后期以后，客家族群声教文物，已蔚为可观。《系谱》记录的增城籍客家举人就有王炜陞（康熙四十八年癸卯科）、方嶽蕃、骆天骥（乾隆十三年戊辰恩科）； 进士有赖子中（光绪二年丙子科）、赖际熙（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科）。而末代翰林赖际熙更是近代教育史上的著名人物。邱氏乾泰公自梅州松源迁增城开基100年后的1804年（嘉庆九年），他的曾孙、举人邱联福（又名邱觉簧）首倡举广东全省邱氏族人之力，筹建广州邱氏书室，并被推举为四总理之一，全权负责筹办事宜。俨然已经是深孚众望的世家大族子弟。广州邱氏书室就是后来著名的万木草堂，成为中国近代维新变法的发源地。 至于《系谱》涉及增城的人物，则有古成之《卷六·人物一》、赖聖扬（赖际熙之父，《卷十一人物六·善行）、郑嗣文（《卷十一·人物六》）。古成之（968—1038年），《系谱》说他“本惠州河源人，五季末避地增城。”“成之以文章为南越首倡，尤工于诗，有凤莺霞举脱略尘土之态，置诸唐律中，殆不可辨。”说他的文章诗歌成就之高。 “增城人称为紫虚先生，绘其形祠之，宋末复祠于广州学宫，所著有《删易注疏》若干卷，人士传习之，并诗集行于世。”可见他在当时拥有的崇高声望。赖际熙把他作为客家人载入《系谱》，从而成为最早迁入增城的客家人。这一点，在目前的客家学术界还存在争议。质疑的地方大概有两点：一是河源原住民是否客家人或客家先民还存在争议；二是客家民系的形成当在更晚的时间，古成之至多只能算是客家先民。 《系谱》记载的另外一个重要人物就是郑嗣文，即郑景贵，增城福和人，清末南洋著名的华侨领袖。由于他成功平息马来西亚霹雳州当地族群、帮派十多年的仇杀和纠纷，被当时的英国殖民者授权管理地方事务；他多次捐巨资回国内赈灾和兴办教育； （“本邑筹助士子进痒册金，建增江书院，皆捐助巨款。其他凡遇赈灾恤贫、修桥筑路诸善举，闻必乐输，输必优厚，不可悉数。”），他还大力支持抗法斗争，受到清政府的表彰，赏给他二品衔并封赠三代。郑景贵“年七十三卒于槟榔屿，荣哀之盛，夷夏称之。”时至今日，东南亚侨界仍对他崇尚有加，念念不忘。可见他的非凡的人格魅力和巨大的影响力。 增城号为广南望邑，自古就民丰物阜而兼人文秀区。明万历丙子年《县志》说：“（增城）盖自罗浮毓秀，迤逦而西为龟鹤二峰，而增江之水，发源龙从，南流与县治合，屹然为一方称雄焉！民居物产，因之蕃衍，而尤宣泄于人文。在崔清献为古今人物，国朝科目勋猷，后先相望。而湛文简讲学，为世儒宗，猗与盛矣。”而清以后的三百七十年间，迁入增城的客家族群，一方面继承了增城文教勃兴的余绪，另一方面又带来了崇文重教、爱国爱乡的客家文化传统； 因而继起有人，郑景贵、赖际熙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可惜的是，作为他们家乡的增城，重视的程度还是略嫌不够。像郑景贵这样官至二品，在中外近代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人物，我们为他建个纪念馆，树个塑像之类，是一点也不为过的。而在现时“一路一带”战略构想的背景下，鉴于郑景贵在东南亚地区至今犹在的巨大影响力，重新对他进行“价值发现”，也是有现实意义的。 版权声明:“增城视窗”(520zc_com)是广州增城最大的本地门户平台,本地特色明显且资讯丰富及时。微博和微信认证号:增城视窗;客服qq:9457530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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