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太平寰宇记》所谓“吴黄武中于此置东(官)郡，而立增城县”的记载明显有误。再次，增城县设置后究竟属于东官郡还是南海郡。根据《后汉书·郡国志》、《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和《南齐书.州郡志》，增城县一直属于广州南海郡，不属于东官郡。《隋书·地理志》增城县下注云：“旧置东官郡，平陈废；” 因此，我们认为增城县属于东官郡，可能仅限于南朝梁、陈时代。最后，《太平寰宇记》认为“增城县”之得名源于其境内的“增江”，我们认为，这可能一方面颠倒了“增城”与“增江”二者之间的渊源关系，另一方面则在很大程度上抹煞了“增城”一名所承载的非常深厚的古代历史人文的内涵。对此，我们将在后面进一步讨论。 博罗县究竟应称“博罗”还是“傅罗”的辨析 博罗县设县的历史比增城县更为悠久。《汉书》卷28下《地理志》记载南海郡有番禺、博罗等六县。史书一般认为博罗设县始于西汉。然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和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则认为博罗县是秦朝所置。至于该县究竟应称“博罗”还是“傅罗”,《宋书·州郡志》称:“博罗男相，汉旧县。二汉作‘傅’字。《晋太康地志》作‘博’。” 说明两汉时期均作“傅罗县”，直到西晋武帝太康(280- 289) 初年编成的《晋太康地志》，才改称为“博罗县”。《元和郡县图志》卷34记载:“博罗县,本汉旧县，属南海郡。隋开皇十年改属循州。二汉县立名不一，自吴以后，复为博罗。”所谓“二汉县立名不一”，即指汉代称为“傅罗”，而称为“博罗”则在三国孙吴以后。《大清一统志·惠州府》还记载有“傅罗故城，今博罗县治”。 所谓“傅罗”的原意,源于古代罗浮山的传说，是指来自于海上蓬莱仙山的一山(指浮山)，从海上飘浮而来与原有的罗山连结在一起。古代“傅”与“附”互通，指附着、靠近。关于罗浮山,形成的传说，目前所见最早的资料之一，是东晋袁宏所著《罗浮记》,其文为:“罗山之西有浮山，盖蓬莱之一阜，浮海而至，与罗山并体，故曰罗浮。高三百六十丈，周回三百二十七里，峻天之峰，四百三十有二焉。” 宋代一些地理学著作还不能说很好地解释了“博罗”地名形成缘由，例如，王存等撰《元丰九域志》征引《郡国志》称:“循州有博罗山，浮海而来，博着罗山，故名。”祝穆撰《方舆胜览》所引《郡国志》与此相同。《郡国志》为唐代地理书,《新唐书·艺文志》等均有著录,已佚。显然，“博着罗山”的说法既难通而且比较别扭。根据元代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所引唐代《郡国志》,实际上应为:循州有博罗山，浮海而来，傅着罗山,故名博罗。 清初粤籍学者屈大均著《广东新语》卷3《山语》称:“《汉志》云:博罗有罗山。以浮山自会稽浮来傅之，故名罗浮。博，傅也，傅转为博也。浮来博罗，罗小,浮博而大之，罗卑，浮博而高之，故曰‘博罗’也。”屈大均称“浮博而大之”与“浮博而高之”，其义虽能通，然仍较嫌牵强。 我们推测，从两汉原有的“傅罗"县改变为“博罗"县，可能仅仅是源于《晋太康地志》编纂者的失误。“傅"与“博”形近极易混淆。晋武帝太康元年(280)西晋灭掉了南方的孙吴，需要编纂一部反映各地现实状况的《地志》以便于管治统一而辽阔的疆域，因此即着手编纂全国性的地理志——《晋太康地志》。不能排除在经过汉末三国的长期分裂分治后，负责编纂《晋太康地志》的北方司马氏政权的统治者,对于地处遥远的蛮荒海隅之地的“傅罗县"地名背后的涵义并不了解,才将“傅罗县””误为“博罗县”，一直沿袭至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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