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在增城工艺美术厂建立的前后 叶绿野老师曾戏称我们为“四人帮”

叶绿野老师是我在增城中学读初中时的生物课老师，当时老师并不教我们班级的美术课，教美术的是何姓与麦姓二位老师。我第一次看人画国画是在叶绿野老师校内宿舍。多去几次后，老师赠送我一支长杆毛笔及一张宣纸，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宣纸。他曾嘱我去广州高第街“三多轩”书画用品店可以买到笔墨纸砚。这样，我们慢慢就有了交集。

我年少时即喜爱涂鸦，小学初中的课本，几乎所有的空白都被画满了乱七八糟的“作品”。我正式接触中国画还是在读初中时，在校的几位美术老师，有一位是岭南画派创始人高剑父的入室弟子叶绿野老师，及见到他画画，才知道什么是中国画，对我产生了不小的震撼，并由此影响了我一生。

之前因年少蒙昧无知，只能在封闭中自行其是，左冲右突，随性乱涂。年稍长，在老师的引导下，才知要老实打好基本功，就开始临摹“芥子园画谱”，画些素描，临些白描。我记得当时临摹的白描是郑乃珖的画册，是活页的，有色彩。无条件买熟宣纸，就用当时才有的一种很薄的“打字纸”临习，而且相当认真，初步了解了中国画的“素描”线描的神妙之处，回过头来想想，对我真是受用终生。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叶绿野、陈水源老师和我等人创办了一家工艺美术厂，是专门从事绘画及竹木雕刻作品出口的企业。我有幸与叶绿野老师在一张旧乒乓球台相对而坐，从未换过位，在老师耳提面命下学画近五年。其间我们成了无话不谈，亦师亦友的忘年之交(叶绿野老师亦是我读高一时的班主任)；

有关他在高剑父门下学画的历史及趣闻轶事多有谈及，老师曾带我遍访苏卧农、方人定、黎葛民、黎雄才、关山月等前辈名家，受益匪浅。由于我的偏好与个性使然，我钟情于山水画，但老师是画花鸟画的，这并不影响他对我的教导，或许还能得到更多更全面的滋润。

我每画好一幅画(或画至一半)就钉在背后的墙上，由坐对面的老师讲评，可以说我是被直言不讳地“弹”大的，而我绝无丁点不舒服的感觉，难得有此机遇也。七十年代末，文革结束，春风得意，老师得到关山月、杨之光等人的帮助，更得到有关省领导吴南生等的关注，被调到广州美术学院任教。

在增城工艺美术厂建立的前后，老师与我、何光磊及邓启超中医生过从甚密，叶老师曾戏称我们四人为“四人帮”，回增城时，经常约齐“四人帮”聚会。他经常会找邓启超医生诊病，说广州的教授级医生也不能治好他，戏称邓医生是“神仙”。

当老师调广州美院受阻时，何光磊等人曾出谋划策，助其成功调出。他经常会说，我们几位是真挚的师友、不为名利的君子之交。叶老师的为人为艺之道，就是“忠恕”二字，他对艺术的执着，对待亲友诚挚亲切，是有目共睹的。叶老师是我的恩师，对我的人格与艺术教益非常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