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龙四招既出，于是乎长乐县“四境安然”。由于管治有方，政绩显赫，肖龙被提拔为太社令，继而升至正六品的朝议大夫。可惜的是，肖龙的官运至此因宋亡而嘎然终止，他的政治抱负和管治才能失去了用武之地。个人命运无法不受掣于时代变迁，这是肖龙生不逢时的命运悲剧，也是南宋王朝的悲剧。 南宋被元灭亡后，肖龙归隐家乡，深居简出，著书立说，不侍元蛮新朝。他常常独自一人来到城郊风景如画的百花林，凭吊先朝，感慨人生，追效东晋田园山水诗人陶渊明而寄情山水，以忘怀中亡国之痛。他写诗表达内心复杂的情感，表述自己的向往。他在那块八仙台大小的石头上，镌刻下这样的诗行：“世至无桃园，吾实隐庐中。天赐泉石洞，荔子漫山红。榕荫依山绿，久没坐寒宫。古谁解其趣，达哉渊明翁。” 肖龙虽然无心侍元，但元朝统治者爱慕肖龙才能与品德，数次下诏招揽，肖龙不为所动，一一拒绝。虽不事新朝，但肖龙依然心系社稷，情牵乡梓。其时，县学宫因改朝换代的战乱而被毁于战火，肖龙一心想尽快修复，让邑人子弟能早日重新上学读书。然而他却没有财力达成愿望。 他虽然做过官，却是两袖清风的清官，正当一筹莫展时，他想到了自己的外甥郑聪老，郑聪老不仅富有，在县城还是个知书识礼，颇有头面的人，他很看重学问，而且讲究礼仪。肖龙于是找到这个外甥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外甥一听，深知老舅用心良苦，为善自然不甘他人，当即应允腾出自己的大宅院作为书孰，选好吉日立了孔子牌位，香火礼拜一番便召集学童开学，因战乱而中断多时的读书声又重新在县城响了起来。 元朝新政伊始，官僚贪腐、诸多苛捐杂税令百姓难以负担却又敢怒不敢言，怨恨情绪日积月累，各地骚乱不断，形势如此恶劣之下，当局还要颁布新规增加赋税，令民愤更大。肖龙挺身而出，上书主管这方面的宣慰使颜正叔，直陈诟病之所在，既向当权者说明百姓之疾苦，为民请命，又劝说当局要体恤民情，从善而政方可长治久安。 表现出一个有担当的封建士大夫的胆识、责任、道义和君子之德。《便民诗上颜正叔宣慰》全文如下：“枯苗一着雨，田畴绿纤纤。蛰虫一逢春，窟穴声阗阗。余民望小定，甚于饥渴然。昔何好弄兵，今何知服田。急流无住鱼，晴空有飞鸢。干戈未肯息，百里无人烟。去年科徭童，剜疮在眼前。父子不相保，悲泣空自悬。新官榜往催，观者失市尘。全活数万众，此恩大如天。天人生能几，何饮啄皆前。聚小盈科进，缺月及时圆。唯求官职高，未必子孙贤。有意行正道，愿言诗七篇。 在肖龙的劝说之下，元统治者考虑到江山初定，大局未稳，怕激发民变，最后不得不顺从了以肖龙为代表的民意，取消了该项新增加的赋税，从而避免了让百姓负担百上加斤，也为元政府消除了一次民怨火上浇油的危机。东莞学者李春叟对肖龙的敢作敢为给予了高度评价：“肖龙以孱然一儒生，于艰难反侧中，竖铁脊梁，为汪洋砥柱，挫折奸萌，抚翼桑梓，虽位不满其志，权不展其才，然生平大业亦略可见矣。” 肖龙晚年更加酷爱大自然，加上厌倦城里生活，他干脆在城郊筑庐而居，以远避市井尘嚣，庐名叫松鹤庵，浪漫而充满诗意。他在松鹤庵读书著作，颐养天年。期间完成《易传》、《五教篇》、《崔清献言行录》，《见闻录》等著作。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肖龙生命走到了尽头。 他仿佛有了预感。这年冬天，他不顾亲友反对，执意要游罗浮山。他不畏艰险，徙步登上罗浮山最高峰——海拔1296米的飞云顶。在飞云顶上，他默默眺望家乡山河壮丽景色，跪地拜谢天地滋养之恩，祈祷天下太平，百姓安生。肖龙归来后便一病不起，最后病逝家中。家人把他归葬于凤凰山李氏家族的墓园内。 纵观肖龙一生，其官虽不大，但为官清廉，爱护百姓，尽己所能为百姓办了不少实事好事，因而深得百姓爱戴。而他一生所体现出的仕大夫精神和重社稷，轻名利，敢于担当的高尚情操，与及遵循儒家古训，做到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身”，充分展示了作为忠臣、清官、学者、诗人光明磊落的风范和闪耀的君子之德，不仅值得我们引以为豪，更值得我们学习、崇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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